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商会与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进程

日俄战后,为减少或缓解列强对奉天省商业压力以及推动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奉天省商会在官方倡导扶助下成立。商会成立后,在重构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俄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动抗争。     

中国近代图像新闻传播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的图像传播形式兴起较早,持续几个朝代,但在清朝中后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中国近代图像新闻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图像新闻传播的形式重新得到重视,图像新闻开始被用来记录社会现实、反映市民生活和针砭时弊.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年间,图像新闻发挥了记录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激变的多维历史断面的作用,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国图像"文化现象.     

清末民初商会在商标纠纷调处中的居间作用——以苏州总商会为样本

清末民初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各地商会在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发挥了一定的居间作用,对于当时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和商标纠纷的解决有积极意义。但社会商标意识的淡薄限制了商会调处作用的发挥,商会成员的绅商属性削弱了商会对商标纠纷的调处效果。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

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取向、阶段性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以期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空间。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商会的性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而法律对商会性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商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用,进而影响到商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国家立法皆将商会定性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中介职能。我国商会的性质应定性为社团法人组织。     

筹措与用度:近代常州商会经费问题考察

饬办商会是近代中国政府改良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群体的中介,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基于公共团体的属性,商会经费问题成为衡量组织整合能力的重要标准,经费筹措从一个侧面反映组织的影响力,经费用度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组织职能的履行。以常州商会为例,探微近代中国商会的经费问题,经费困境主要影响因素为规制与现实的脱节、非强制入会原则,从而影响工商群体的整合。受其影响,商会经费主要来源于商会领袖的捐款、劝募、会员会费、公共事业捐,经费用度主要分为事务费和事业费,体现联络商情,保护商业,开通商智,维持公益,承上接下的事业宗旨,然而经费支绌、组织整合能力式微等困局日显,究其原因在于组织规制的不完善。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性格及其命运,是由中国一百多年几代法科知识分子所铸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从事研究的;受环境影响,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选择了三种道路;"法科知识分子"的类型根据它的时代发展,可以分成若干类型;通过对中国近代法科知识分子的典型剖析,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关系;法科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贡献以及所塑造的近代法学传统表现在诸方面。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商会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范式也不断的被提出来。研究者不断跨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来诠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商会的一些具体活动。从而引发了商会研究的新的一轮热潮,也推动着史学研究不断进步与创新。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