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的巧妙缝合--论《青春之歌》叙事处理之特定时代的成功因素

杨沫的<青春之歌>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以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巧妙缝合,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建立暗喻转换的关系,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验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在由爱情履历里三个男性所构成的精神履历里的三个阶段中统一起来,一举获得成功.其中,作为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女性性别的文化意味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部小说局部的明显不足和修订本的失败则缘于"个人记忆"的欠缺和消退.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景”叙事

"乡景"叙事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诉诸于读者视觉神经的直观意象,直接表达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看法。比如启蒙视域中的凋敝"乡景"、革命视域中的苦难"乡景"以及审美视域中的田园"乡景",都是中国现代作家以不同的切入视角,去力求真实再现乡土中国的一种努力。因此,不同类型的"乡景"叙事,便以不同色彩的艺术画面,既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的多元性,又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追求的多样性。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走西口”特殊境遇与民歌中的女性形象

以男性演唱者为主的女性题材"走西口"民歌,通过以女性口吻第一人称抒情与叙事交融的方式进行歌唱,刻画并展示了晋西北三百多年的"走西口"移民潮中"留守妇女"独守空房的凄苦形象。透过这些哀怨缠绵的"走西口"民歌,从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理论视角,揭露在旧中国农村中妇女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摧残。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先秦寓言中“物”的叙事分析——以《庄子》寓言为例

先秦寓言中的"物",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还包括不可触不可视的物象与心象,它们蕴含了"象"思维模式,成为寓言运用比喻进行说理论道的载体。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大量出现充满神性的动植物、自然物象、神人等叙事要素,它们承担了"物"叙事的文化符号、主体性和实在性三种功能。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点,从整体观、复原法的视角探究先秦寓言的"物"叙事手法,有助于理解寓言的"象"思维模式。而对"卮言"的文化原型物象陶均的考察,为先秦寓言"物"叙事提供了旁证。对先秦寓言的"物"叙事分析,不仅从中国视角拓展了"物"叙事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可以借助古代寓言的叙事方式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找寻精神救赎的力量。     

叙事学勃兴与中国叙事传统

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也有一个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转移的过程,明清小说虽然占领了文坛的中心位置,但当时的理论批评领域还未来得及发生相应的战略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叙事学勃兴,特别是那些立足于中国自身叙事传统的研究,实际上是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这就是因应"叙事中心"业已存在的文学现实,促成由"诗歌中心"向"叙事中心"的理论位移。由于百年来西方叙事处于向中国叙事"放送"影响的位置,西方的叙事观念,包括其模式套路、衡量尺度与价值标准等悄然弥漫于中国文坛,许多人浸润甚深却还浑然不觉。因此,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让中国叙事艺术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应属目前叙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批评为例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在1917年以后取得成功,个中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白话文创作上的优异成绩以及与这个成绩相匹配的思想变化以外,国语教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例,他们的“新”作文观以及对现代叙事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讲解,都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美女”形象的颠覆与解构——简·奥斯汀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解读

19世纪对英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文学发生转型的时代,女性主义文学异军突起成为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奥斯汀是其中一朵最芬芳的鲜花之一。她的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切入,以真实的女性体验为叙事基石,通过对传统文学中"美女"形象的颠覆与解构,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有血有肉的、本色真实的女性形象,为世界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构建生发出新的创作空间。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情爱主题与女性意识的流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对情爱主题的抒写,凸显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变化过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是以“爱的解放”的姿态出现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则主要是以女性在爱情与事业、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的困惑与迷惘为中心,潜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张扬女性的个体意识。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钱锺书与杨绛情侣创作的互涉性

钱锺书和杨绛塑造了爱情之死的"围城"意象,他们不是在解构爱情,而是在叙说婚姻中的无爱现状,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第三者,而钱则让"亚当"出走。"围城"还象征着高级知识分子缺乏精神家园四处漂泊的孤独与无望。钱和杨嘲讽了那些伪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婚恋生活和小气虚伪的生活作风。杨是中国早期的高知女性,因此钱对高知女性的书写也可视为对杨绛女士及其生活环境的一种回应,钱在《围城》中对女博士苏文纨、高知女性孙柔嘉和鲍小姐极尽讽刺之能事,女博士在这个时候就被妖魔化了。     

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形象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现代演进,显然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伊芙琳》的社会语境与历史隐喻解读

表面以描写一个孤独少女渴望借助爱情逃离家庭为叙事框架,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实则不仅影射了近代爱尔兰移民潮,更揭露了其导致的白皮肤性奴这一异常社会现象,以及当时的爱尔兰人对女性纯洁的广泛焦虑感和道德恐慌。小说以独特的反讽话语策略与社会语境和历史隐喻关联为基质,揭示了日常家庭伦理矛盾与冲突背后隐含的核心政治、经济及宗教等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