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民间歌谣与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建构

民间话语是中国新诗现代性发生及建构的重要资源。通过对五四前后民间话语与白话新诗两者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可以发现:发轫于北京大学的现代民间歌谣运动给刚刚起步的五四新诗带来了一股清新、强劲的民间气息,并为五四新诗在"人"学思想、语言表达、诗歌体式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本土文化资源,也为白话新诗取代文言旧诗、形成自己的现代品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信念的重建——“五四”与现代性

对五四的估价，要采取历史主义的进路。对五四得失的分析，要集中在它对现代性的引介，尤其是对汉语文化语境中现代性话语建构的主题上面。以前者言，五四对传统的批判与拒斥，因据有历史根据，显示出合理性；以后者言，五四建构的现代性话语，已脱开西方文化语境，具有切合汉语文化语境需要的独立性。在当代视野中，继承五四现代性言说的基本精神并超越五四，则是大势所趋。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现代性之性别立场：彷徨与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位“恶女人”形象比较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几个具代表性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可发现两性叙事中，“恶女人”形象酷似的表象下，沉潜着本质不同的性别立场与现代性追求。男性叙事中强烈的启蒙诉求背后，凸现了男性现代性性别立场的犹豫与彷徨。在女性文本中，“恶女人”之“恶”是女性意识的象征，鲜明的主体意识、女性生命意识已成为女性话语的明确追求，这种性别意识的现代性追求在文化层面上承续并丰富了“五四”文学开启的启蒙现代性内涵。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欲望与复仇——美狄亚原型在现代中国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原型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这一原型有着欲望与复仇两大特点,其衍生出的人物群也广泛地流布于新文学作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狄亚原型的嬗变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因为欲望代表着女性自身的觉醒,而复仇是女性面对男权文化压抑时所唯一能采取的手段。只要这种现状没有改变,美狄亚原型将始终会在我们的文学中借尸还魂。     

"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民族解放意识与文学现代化的双向突进--对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现象的思考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为落后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显现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在新文化、新文学转型中的民族解放意识和文学发展的现代性流变.     

“五四”都市文化关照下的“京派”与“海派”

"五四"时期的"京派"和"海派",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外来文化的碰撞,体现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对抗并存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并为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作了准备和铺垫."京派"和"海派"的出现,以及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标志着都市文学的成熟.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对民间口头文学及其他民间艺术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从作品的丰厚积累到相关理论著作的陆续问世,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保护民间文化的世界性热潮,使其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强化卓然独立的学科品格,是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     

不该被湮没的作家——孙梦雷和他的创作

文章首次廓清了被湮没的作家孙梦雷的生平，并就其创作成就作了评述，认为：孙梦雷的创作主要有两类题材：一是控诉战争的残暴与非人道给无辜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二是揭示底层民众艰难的生存现状。这些作品辉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体现出孙梦雷可贵的现实主义品格。长篇小说《英兰的一生》是孙梦雷实践“为人生的艺术”主张的优秀作品，也是新文学1922——1927年间长篇小说的时代性标志与重要收获。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京派的文化选择:向传统倾斜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