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新型)权利法律问题研究:经济权的立法问题”专题

<正>编者按: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人类权利的演进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特征和新的类型。对这些新兴或新型权利在概念和理论上如何把握,在实践中如何加以应对,不仅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而且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当前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为了厘清新兴(新型)权利的诸多     

论行政法权利及其保障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所享有的权利必然具有相应的部门法特色。行政法权利是由行政法所规定或确认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私人主体所享有的、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各种权利。私方主体所享有的行政法权利具有不同于私法权利的部门法特征———其享有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可以放弃,但不可自由让渡;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能自力实现性;要求特殊的法律保护。行政法权利不同于私法权利,也不同于行政权力,其实现需要特殊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视角下人体基因编辑的权利限制与救济

人体基因具有人格和财产双重权利属性特征。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分别予以规制,其中,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规制尤为严格,因其涉及代际遗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9条对于应对基因科技时代各类可能出现的权利保护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有待后续具体规则的完善。对人体基因编辑者的权利救济需要区分不同类型。在“基因人格权”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一般受试者可以通过人格权与医疗损害的相关规则寻求权利救济。在基因编辑具有代际关系时,孩子可以要求作出基因编辑决定且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承担侵权责任。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规范分析

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范畴可以从几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规范分析。公民是宪法上的一般主体,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普遍性权利。基本权利是居于核心、基础和优先地位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高位阶性、固有性和不受侵犯性。文化权利是＂年轻＂的权利类型,二战后,世界各国对文化权利的性质、内容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才得以深化和拓展,其核心内容才真正发展为公民基本文化权利。     

论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

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宪法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就是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它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方面与明示式义务规范有着重大区别。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示权利应当有所约束。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权利推定——概念梳理与概念重塑

权利推定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经常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论文在对权利推定既有释义的分析与检讨基础上,试图接纳既有释义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所开放出来的部分问题给出一个权利推定的综合性界定并对这种界定予以简要的分析。     

冲突与消解：隐秘摄录引发的法律问题探析

隐秘摄录行为是公众知情权、社会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一种权利表现形式,是个体自由价值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公共利益的诉求。隐秘摄录行为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但也极有可能引发侵犯公民隐私的权利冲突。隐秘摄录行为可能引发宪法、行政法、刑法与民法范畴的权利冲突,我国相关法律虽对其进行了规制,但规制力度不大,且我国尚无禁止性法律规范约束隐秘摄录。建议遵循宪法原则指导法律规范,以宪法为上位统筹协调各部门法关于隐秘摄录行为的规定,同时,寻求宪法解释,以消解隐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权利冲突。     

论我国被迫诉人宪法权利的保障

在刑事司法领域中，被追诉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之中，仅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部门法予以规定和保护，是不足以使其具备防范国家司法权力不当侵害的能力。我国只有将被追诉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最高位阶的人权保护，并建立相应的侵权救济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被追诉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的法治化才会实现。     

环境权的伦理特征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性尊严造成的威胁和挑战需要通过确认新的人权来予以解除,环境权即是这一新型人权。环境权兼具公权和私权的伦理特征,是公权所要保护的完整性、持续性的环境公益与私权所要保护的个体性、当下性的环境私益相统一的核心。而作为具有底线伦理意义的消极权利与体现更多人本理念的积极权利相统一的环境权,其伦理特征则在最终为人类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服务中得到彰显。     

论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既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包括人们对权利的社会规范意义范围和实现手段的认知.从权利意识的基本成分来看,有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评价、权利意愿和权利信仰.权利行为必然受到权利规范的引导和推动,而这些权利规范是通过权利意识的途径成为社会主体的行为.权利意识的形成与内化是现代社会法治的根本动力.     

再论民间文学艺术权

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人类的智力创作成果,要有效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要重视创作、保存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始群体的利益。而真正创作、保存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始群体的利益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仍得不到体现,应该在现行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之外设立一种新的权利———民间文学艺术权。本文对民间文学艺术权的主体、对象、权利内容、权利行使及权利限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优先取偿权基本原理探析（上）——权利性质论

优先取偿权是法定的特定债权人享有的对债务人的财产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取偿的权利.优先取偿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尤其是特定财产,在权利实现上具有非常强大的物权效力.但学术界对该权利性质的认识与看法极不一致,究竟优先取偿权的性质如何、立法应如何对其规定,值得深入研究.对优先取偿权的把握,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该权利的本质.笔者认为优先取偿权不是债权的效力,也不是债权间的优先顺序,而是一种实体性权利.就其特征而言,已完全符合物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独立的担保物权类型,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存在价值.     

经济法权利概念研究理路释疑

立足于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解读了权利分析理论中不同的权利概念,并对经济法权利中的消费者权利进行解析,指出"权利主体意志自由"的理论分析存在着无法对应现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的困境。进而,从权利分析理论中新兴的"利益论"研究理路出发,结合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典型执法模式,提出消费者权利是维护消费目的实现利益而创设其他法律义务的充分根据。本文通过权利概念中的语意逻辑解读,在部门法的比较之间澄清经济法权利概念特有的内涵,凸显出经济法权利概念研究的经济法总论意义。     

论消费者权利的两重性

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商品房等耐用品欺诈能否适用双倍赔偿问题上都存有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消费者权利属性的体认和把握。消费者权利具有两重性:一是民法权利,消费者有权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个体的私权益;二是经济法权利,消费者也有权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代表,维护消费者的公权益。认识消费者权利的两重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完善和更好地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面保障消费者权益。     

性别保护视角下强奸罪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采取传统性别模式评价性侵犯罪,在应对新型性侵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对刑法法意和性权益保护方式的分析,发现由于受制于单一性别模式,强奸罪立法规定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法益保护、犯罪行为方式、犯罪主体对象划定、涉性犯罪的概念位阶等的规定不周延,以及罪名体系不统一方面。强奸罪的立法完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取消强奸罪的性别限制;扩大强奸罪行为方式;强调对不同性别人群的性权利予以同等保护,从而实现对不同类型性侵犯罪行为的有效规制。     

新的权利冲突:知识产权与人权

权利冲突问题是权利理论中一个重大问题,我国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现实中权利冲突还有欠缺正当性的法定权利与正当性的法定权利之间冲突这一新类型.现代知识产权欠缺一定的正当性,其与人权的冲突便是这类新的权利冲突.     

新兴权利的用语梳理

新兴权利作为一个松散的但又极具包容性的宽泛用语,经常在不同的或互有交叉的意义上被频繁使用。通过对新兴权利用语的梳理,在求得对"新兴权利"的某种共识性理解的基础上,对于个中的争议,主张新兴权利法律确认前与法律确认后的"时段连续性",主张新兴权利用语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兼容性,主张新兴权利的范围和类型受制于使用者选择的时空范围以及对法律权利的认识差异。     

“新兴(新型)权利法律问题研究:经济权的立法问题”专题

<正>编者按: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人类权利的演进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特征和新的类型。对这些新兴或新型权利在概念和理论上如何把握,在实践中如何加以应对,不仅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而且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当前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为了厘清新兴(新型)权利的诸多法律问题,繁荣我国对这一领域的法学学术研究,促进我国法治的发展和进步,本刊与《法学论坛》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协调机制,应合理解决原住民与开发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原住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包括精神权利,也包括经济权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者对其仅享有经济权利。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的权利冲突解决机制,应以精神权利和在先权利优先为原则,并在立法、行政与司法层面上分别予以贯彻落实。     

对生命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