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一书的“用贤”思想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吕氏春秋>虽被列为杂家著作,但却与一般的杂家著作不同,该书以治国理政之道为要旨,可谓"见王治之无不惯".其中,尤以"用贤"思想最为突出,不仅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访求贤者的具体方法和使用贤者的原则要求.<吕氏春秋>所以能有如此丰富的"用贤"思想,无疑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周代“尚贤”学说的系统阐释

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吕氏春秋》学术思想体系探析——兼评秦汉杂家学术思想体系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拥有秦汉杂家的学术思想体系。《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是吕不韦、刘安设计的治国宝典,其学术思想旨在探索治理国家的方法,其学术思想体系的纲领则是贤人运用良策治国的理论系统。贤人政治是实现君为贤君、臣为贤臣的制度保证,天地人合一的法天地、审之人是编制治国良策的理论依据。贤人+良策的治国理论系统就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精华所在。秦汉杂家是学术思想特色鲜明、学术思想体系完整的一家,价值重要,地位崇高。     

浅谈我国古代用贤治国的人事思想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地位,对选用贤人、发挥人才在治国中的作用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今天我们总结、借鉴前人用贤治国的成功经验,做到古为今用,对发现和培养四代人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世说新语·贤媛》选录特色探析

以刘向《列女传》选录优秀女子的六大标准为参照系,比较《世说新语.贤媛》与《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晋书.列女传》在择取材料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到它们在对女子的价值评判准则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三部列女传所体现的思想精髓是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重在表彰女子的德行;《世说新语.贤媛》则明显受魏晋时期推崇玄学、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风气的影响,旨在凸显女子的才智。     

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受到中国乐教传统和西方乐教思想的双重影响,重视"乐教"等美育形式,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以《铭贤歌集》为代表的铭贤学堂乐歌。这些学堂乐歌在铭贤学子接受美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导铭贤学子在自然审美中学会仰观俯察、生爱向善;在社会审美中学会爱国乐群、尚德励志;在艺术美中传承翰墨,最终达到陶冶性情、完善人格的美育目的。铭贤学堂乐歌的审美意蕴及其美育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论贤媛之“贤”——从贤媛门看《世说新语》品评妇女的标准

本文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专辟贤媛一门,记载了27位女性的事迹,这些女性以“贤”入选此门,但作者观念中的“贤”指的不是妇德而是才能。才能是刘义庆品评妇女的首要标准。这个标准的建立与作者本人的思想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有其特殊的进步意义。     

境界与人格的合一——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新论

根据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程度的高下,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而这实为一个自下而上的价值序列,隐含着"新理学"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将与此四层境界相对应的人格理解为愚人、常人、贤人和圣人,可以揭示出冯友兰哲学与儒家传统精神的契合相通.     

柏拉图与当代政治文明

柏拉图的治国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前期他主张贤人治国,后期则主张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柏拉图的治国思想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真理的热爱与执著。重新考察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     

儒家"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传统中国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一良序的构建及其维系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其中,儒家的治理思想是维系和调适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轴心.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强调人性内在而超越,深信人们可以经由教化而成圣成贤,据此形成了以修身为基础、以士人为主体、以礼治为路径的治理结构.儒家的治理思想具有修己与治人、德性与教化、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征.这些思想智慧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治理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模式.     

王船山行政思想浅探——行政要道首在用贤

王船山的行政思想内涵丰富。他的关于行政要道的论述，其基本要点是儒家的重德尊贤思想。他十分重视官吏队伍的整体建设，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素质，认为执政者的优良的道德行为，可以充分发挥其表率作用和感化效果。因而就人君而言，治国纲纪首要在于“慎选大臣与简择牧师”，“励精亲政而慎选有德”之人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     

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

[提要]近年来主流媒体以新乡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主要塑造了致富能人返村主政、工商精英投资故乡、贤能村民参理村务等类型的新乡贤形象。媒体对新乡贤的议题设置,从彰显民间自发的公益慈善行为开始,自2014年后转向突出地方政府的新乡贤组织活动,围绕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政绩目标,将规章制度、组织管理与伦理实践对接联系起来,内嵌的政策导向、理论话语日益提升和丰富,从而把历史记忆中的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乡贤文化,建构成地方政府组织化的具有榜样示范效应的新乡贤文化。针对新乡贤组织推广活动中的标签化、形式化等行政弊端,新乡贤文化建构应循名责实,回归文化逻辑,逐步构筑有现代价值共识、制度保障、文明成风的新乡贤文化形态。     

论《尚书》中的"德政"范式

《尚书》是流传于今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作为备受儒家推崇的政事元典,《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德政”思维,对其管窥蠡测,其明德诚信、立政唯贤、恤民养民的“德政”范式清晰可见。明德诚信是君临天下的内在素养,立政唯贤是政治首脑应有的政治胸襟,恤民养民则是判别是否“德政”的外在要件。     

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对儒家法家政治思想的评述

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法家的政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对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政治思想作评述,可为我国目前的治国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儒家的德治管理思想与公务员队伍形象建设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儒家针对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提出了“德治”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探讨其对我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借鉴意义。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