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节眼中的乾隆皇帝形象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节对满族的描述开始趋于客观,他们将乾隆描写成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且“满面和气”的英明君主,其原因与正祖朝朝鲜君臣心目中将乾隆的地位提升到清朝皇帝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有关。与此同时,他们也指斥了乾隆的专横独断等行为。通过这些描述,塑造出一个比较客观的清朝皇帝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是一个忠义、勇武的形象,这既是他们通过实际观察中国关庙的楹联、题额与塑像、庙制而得出的结果,更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关羽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异化"了的现象,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狂热地崇拜关羽,而是指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出现了泛化的倾向.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北方集市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因而,他们通过中朝两国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找出了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并致力于寻找导致清朝经济、文化繁荣的具体原因,又积极力主北学中国,寻找使朝鲜迅速摆脱经济、文化落后局面的方法。他们还从力求节俭的目的出发,指斥中国市集上贩卖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忧虑中国人日益追求华丽服饰的奢侈行为将会导致身份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混乱。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人形象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隋唐前,基本为想象中的非类:或为长寿仁者,近于仙,或为形态怪异者,近乎兽,形象较为模糊;隋唐后,日本人形象由想象中的非类复原到人类,宋代文学中出现了日本奸商形象;元后,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凶顽、恐怖、惨无人性的倭寇形象得到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日本人的形象书写。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马关条约》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吞并和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日本吞并朝鲜、对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经历了一个野蛮、狂暴的征服过程,充满了欺骗和血腥,激起了朝鲜、台湾人民的坚决反抗。征韩、征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两个有密切联系的具体步骤。对韩国的征服和对中国台湾的占领,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也为日本积极筹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供了战略物资基地和兵员库。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

日本人形象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形象。对于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现实中日本人的认知以及不同时代中日两国的关系。该文主要探究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影视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朝鲜现代文学中的上海

朝鲜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有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其中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许多朝鲜青年知识分子和文人来到上海,上海在朝鲜现代文学中成为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现从形象学的角度,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虚像与套话以及城市形象语境特点加以阐诉,通过对上海的优越性和阴暗面的描述,体现朝鲜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日本文化中的樱花美学形象解读

樱花是日本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学符号之一。在不同的时代,樱花所代表的符号意义都有所不同,体现了日本人在不同历史时代对樱花审美的不同认识。本文以"花宴"、"花见"、"散花"等与樱花相关的日语词汇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樱花在各个时代所体现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回溯樱花在各时代中作为美学符号所蕴含的意义的动态演变过程,以此来拓展我们对于日本人的美学理念以及日本文化更深层次的了解。     

上海世博的器物叙事——器物文化遗产的遗忘、拯救与复兴

器物是经过人类加工的一种物质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器物必然和非物一起形成二重组合.在资本主义科技和工业复制时代到来之后,乡村手工业作坊及其技术开始湮灭,旧式工匠带着祖传的技能相继谢世,老式器物向人的日常生活告别.世博会被发明出来之后,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新器物爆炸的主要策源地,导致新行业--现代零售业及其大批零售商店的兴起.而高效的工业复制能力,成为器物市场兴旺的强大后盾.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迅速接纳了来自西方世博会的各种新奇物品,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世博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纠缠,向中国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堂.器物发达国家的参与,它们卓越的器物与技术、优秀创意及叙事、严密的会展管理水平,启动了中国人的文化智力.     

朝鲜铁路与东北亚国际关系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及欧美列强为了获得朝鲜铁路的敷设权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争夺。这场斗争又与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交织在一起,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诞生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方结盟,即日英同盟。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夺取了整个朝鲜半岛的铁路敷设权,使朝鲜沦为自己的殖民地。     

华南的掷石戏与日本、朝鲜的石战戏

日本、朝鲜和中国华南 ,存在着形式相近的“石战戏”民俗 ,其意义也十分接近 ,都是借助石头的神力避邪驱魔 ,占卜一年吉凶 ,应属于南方型“照叶树林”的共同文化。石战戏在中国出现甚早 ,在石战戏存在的地区 ,出现专门的投石高手 ,组成军队 ,涌现名将。而日本和朝鲜也有相同的事例。这些现象都应该从东亚的广阔视野进行比较研究     

早期《申报》中的日本明治形象略论

《申报》是近代中国境内发行量最大的一家中文报纸,于创刊之初,对日本就进行了持续报道。日本明治维新之际,《申报》通过对日本的报道,给广大民众带来了自强革新的日本形象。     

生态文明的器物形态新探

器物是文明的物质载体,任何文明都拥有其器物形态,生态文明也不例外。目前,人们普遍将绿色产品作为生态文明的器物形态,从而狭隘地理解了生态文明的物质载体。生态文明的器物形态应该是美的自然环境,环境美意味着人性美,环境善表达着人性善,而人性的美与善则是文明的根本象征。现代人要创造出美的自然环境,关键是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