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     

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学的三重视野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下,可以从跨语境诗学的三重视野审视中国东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其一是内文化视野(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探讨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如日本俳句、印度文艺作品的理论与实践;其二是交叉文化视野(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学术意识,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其三是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探讨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建构中国立场与特色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东方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从"理论东方学"看中村元《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日本佛学家、东方学家中村元的名著《东方人的思维方法》,不仅展示了独特的立场与方法,而且涉及"东方"与"西方"的概念何以成立、各民族的特性与作为区域普遍性的"东方"是什么关系、何以见出"东方思想"的联系性和共通性、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具有"理论东方学"的意义.中村元认为,"东方"不是单一性的文化,但东方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在对印、中、日等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中,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重在各民族的"辨异"而不是东方的"认同",同时又以"佛教受容的形态"作为东方人思维方法的共同层面与研究的切入点,从而使得"东方"这一区域共通性的概念得以体现.     

“东方主义”的亚洲想象

20世纪80年代,《东方学》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殖民话语和霸权研究领域的东方学视角。萨义德集中阐述了19世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想像,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观念。亚洲不仅在地理范围内属于东方,也是传统的东方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亚洲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表述,西方以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构筑了亚洲的形象。     

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日本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方法上取决于美国东方学的总体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是当代美国东方学的产物,有着美国人的“外位”的立场,但由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大量翻译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得以走进日本文化内部并对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审美生活进行切身体验,形成了一种“参与者”的姿态与立场,也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特点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包括下述观点东方人民已经从数百年的沉睡中醒来,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必须充分认识东方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面临任务的多样性;东方一些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和研究军事;应该反对在东方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行为。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特点,表现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     

论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首先,从知识的世俗性出发,赛氏揭示了东方学的建构性及其东方主义的本质;其次,在此基础上,赛氏叙述了东方学中隐藏的权力机制;然后,论述了赛氏的文学批评本身构成了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最后,笔者简述了赛氏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话语背景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重构的指导作用。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一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地位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相比较,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将社会主义问题提上了首要的地位,将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视为同一个政治力量体系来研究,同日益成熟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能够指导和说明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     

"'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简介

2019年,以黎跃进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课题"'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构"获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该课题以丝路(广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平台,探讨丝绸之路与东方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东方文学、文化自身的特质出发,探讨东方文学的演变规律,从宏观哲理的高度,揭示东方文学的"东方性"内涵和审美特质,发掘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漠视或盲视的文学现象,突破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划分的僵化板块,打破西方对东方文学的言说模式,建构力求客观科学、动态发展、还原历史语境又有现代意识映照、体现东方学者立场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民族主义、东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萨义德五年祭重读《东方学》

东方主义批判是萨义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支点之一,萨氏通过其<东方学>阐释了实质上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成果的东方及东方主义概念,表现了作者一定程度上的对东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真诚情感.它对中国学界积极而冷静地参与当前陷阱密布、冲突不断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交流与文学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和警示意义.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