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冷战后，由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失衡，中国国力的迅速攀升及日本国内经济、政治新因素的作用，日本对华政策中两面性特征充分显现；却支持合作又防范限制，既积极接触又温和遏制。源于日本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家力量对比变化产生的博弈，日本对华战略中形成了借重与防范并举的外交倾向。     

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奉行中立政策。首先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所决定;其次,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和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有直接关系;其三,受美国国内舆论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四,防止和避免少数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乘机单独干涉中国,谋取特殊利益。总之,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中国国内因素,也有美国自身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价值观念因素。虽然一般来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外交毕竟不能等同于内政,不能不受对方国家国情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有些问题乍一看来,似乎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细加追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的。因此,在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对各种因素要有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观点,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或预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试论美国在五卅运动中对华政策的演变

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美国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与之相配套的外交政策，五卅运动为这种新外交政策的出笼提供了重要契机。政治怀柔（分化）、军事威胁、经济侵略、文化渗透，这个发轫于五卅运动的新的对华外交政策，一直贯彻于近现代中美关系史的始终。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冷战终结后,冷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步成为美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不过,同冷战时期相比,其内容与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作为宣传手段来推行势力扩张的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对华外交的各层次当中,与实用主义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试论日本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对事变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竭力阻挠南京政府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企图借此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随着广田内阁的倒台,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对华政策主导权。面对中国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军部对华推出了"和""战"两手政策。新成立的林铣十郎内阁对华频频展开"和平攻势",企图借此引诱中国全面倒向日本。由于林铣内阁对华新政策并未改变广田内阁全面灭亡中国的政策,且因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不可逆转的抗日政策,军部对华"和"的一手以失败告终,日本对华政策也由此走上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更正

本刊2013年第2期《后小泉时代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战略调整》的作者由杨鲁慧改为杨鲁慧、周政二人。     

日本结盟偏好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变量。即物主义、"甘え"心理、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即物主义重视现实、实用和实证,它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同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而它恰好与日本现实的机会主义相吻合,与此同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的传统使有着丰富国内派阀政治经验和长期对外结盟经验的日本进一步强化了结盟意识;"甘え"就是想依存他人,寻求一体感这样一种欲望和打算,它加剧了日本人的结盟偏好;集团主义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中更容易选择结盟。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凸显,关注人权问题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地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决策的进程。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对华外交政策。     

日本自民党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1955-1957)

日本自民党掌政最初的两代首相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虽都打出过修正对美追随路线和“自主”外交的旗号,并提出积极推进对华外交的政策主张,但这个战后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乃至复交的局面,却因美国的干预反对和自民党内主流派的消极抵制而致逆转。在鸠山和石桥的政治妥协背后,则有着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普遍把转换对华政策的性质视为与维护国内秩序和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国际环境相悖的时局观的作用。     

从遏制、孤立、封锁到“遏制而不孤立”——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思路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酝酿对华政策调整的时代.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以提出"遏制而不孤立"为标志,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在认识上基本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为尼克松政府实际调整对华政策打下了基础.这种调整的战略思路为一直到现在的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分析这种调整的战略思路,对认识历史和现实的美国对华政策都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国际地位的提高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中国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内变迁与中国新外交的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此同时,外交政策也出现了新趋势。中国外交政策偏好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研究中国外交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国情,也要遵循正确的研究路径。文章谋求在批判国际-国内互动这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从国内变迁的路径出发,看待中国新外交。     

菅直人时期日本民主党对华外交探析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使中日关系曾一度出现回暖态势,被两国人民寄予厚望。但是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中日关系却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中日关系跌到冰点。本文着重对前后两任首相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进行横向对比,对菅直人时期日本民主党对华外交转向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持久魅力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政治哲学根基.在洞彻了人类政治生活本质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理论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做出了深刻解释.以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最彻底地构建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对新自由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各国参与国际互动,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南.     

美国对华"认知困境"与对华政策变化轨迹

国家利益决定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国家利益的界定受到国际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曾陷入对华关系的“认知困境”,由此导致美国在选择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政策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貌似矛盾的政策,其实是由美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所决定的。厘清美国国家利益在不同阶段的内容及实质,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关键。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解析欧盟对华民主政策

欧盟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最终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方向发展。推进民主,是冷战后欧盟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影响欧盟对华民主政策的因素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欧盟自身所面临的民主问题以及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等。欧盟与美国的对华民主政策既有相同点,也有区别。欧美对华民主政策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不宜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对华宣言》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策略外交

苏联于1917年11月8日公布的《和平法令》制定了社会主义外交原则,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它只能成为社会主义外交的理想,加上五四运动影响到苏联对华政策,使《对华宣言》也成为对华政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