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执行权的主体和国家分工属性

民事执行权的性质直接决定着民事执行机构的设置。民事执行应以诉讼阶段进行划分,从申请执行到执行终结,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活动都是执行工作。在这一前提下,民事强制执行权的主体属性只能是国家,执行机构只能是国家机构。在国家分权（分工）属性上,民事执行权的运作一方面以效率为价值追求,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单方面性等行政权特征;另一方面执行权又以公正为价值标准,具有一定中立性、终结性等司法权特征,是一种司法行政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性质。     

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目标。在司法职权配置过程中,应当坚持分离与协作原则,以确保不同执行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应当背离协作原则。在各地人民法院推动审执分立改革的语境下,应当更加重视审判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协作,对刑事、行政、民事执行体制的改革做出统筹规划。     

揭开民事执行权的面纱

构建科学合理的执行体制以使判决得到公平、有效、高效的执行,其根本在于执行权的合理配置与运行,合理配置执行权的基点在于民事执行权的定性。关于执行权的性质似乎已成为定局,但执行权从本源上不具有司法权,乃是国家的一项公权力,其如何具体予以配置是国家的一种多因素的考量,这对理论和实务界中应确立执行权中审判权的乌托邦及执行权不专属于司法等理念相信会有所裨益。     

论民事执行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协调

因部分行政法律规范对民事主体自主转让财产的行为予以规制,而司法拍卖是移转拍卖财产权利的过程,这导致民事执行行为是否受法律、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制或者是否须以行政审批等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前置程序存在争议。当执行标的物与行政征收等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的物重合时,亦会产生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受民事执行行为限制的问题。民事执行权与行政权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个人利益与行政机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较量以及行政机关膨胀、扩张行政权与法院抑制、摆脱行政权的角逐。协调民事执行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可以抽象出一些共通性和个别性的考量因素。立法者应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根据客观的考量因素作出协调冲突的妥当判断。     

司法审查为何运行不畅,行政诉讼如何走出困境--从权力(权利)制约角度分析司法审查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对策

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不畅,其症结就在于司法审查所要求的权力分工与制约无法实现,权利与权利及权力与权力不对等、不平衡(即权力结构不均衡),没有市民社会里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健全党对司法审查工作领导的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消除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非正当控制,等等,则不能不是我们走出司法审查困境的可取对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调适

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建立健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决策权,进一步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关系和行使决策权的主体、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并充分发挥其决策功能、完善全委会制度并充分发挥全委会的决策功能;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决策权与执行权,正确处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结构性执行权与机制性决策权、集体决策权和个人执行权、职能性执行权与工作性决策权相互结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权,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各级纪委的平行监督权,以及党代会和全委会的监督功能.     

权力体系内的文化——文化权力的再认识

权力体系内的文化因为与暴力统一而成为文化权力.这一权力的形成有着暴力的特点,在运作上则体现了文化的属性.由于文化权力必然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其中的文化各元素便应作为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权力的一部分来看待.文化权力的建设和加强同样也体现着与权力同向的特点.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美国行政法的演化及其对我国行政法完善之启示

美国行政法历经近两百年的发展 ,从最初的传送带模式演变为专家知识模式 ,发展到近代的成本———利益分析 ,尽管每一次模式转变的背景、原理不同 ,但目的都是为行政权的行使寻求合理依据。我国行政法起步晚 ,结构体系、程序运作等诸多方面均存在不完善之处。通过对美国行政法演化过程的介绍分析 ,总结出行政法自身固有的民主、法治、分权、正当程度等一些普遍性准则 ,探讨其对我国行政法在转变传统观念、完善分权结构、加强司法审查和完善行政程序等方面可能提供的裨益     

关于食盐专卖制度弊端的法律思考

食盐专卖制度是我国从古至今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历史事实证明,食盐专卖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同时存在,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法治化步伐的加快,食盐专卖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有碍于现代法治化的进程,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从法治的视角对食盐专卖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及其原因进行探析,并对现行盐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几点法律建议。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 ,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论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权

正确评价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和检察权,是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 题,我国的检察改革是对现行检察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坚持我国宪法对检察权性质的基本定位, 就要澄清种种模糊认识。在此基础上,按照“扩大公诉权,强化侦查监督权、民事检察监督权和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思路,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以实现健全和完善检察权的改革目标。     

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司法改革路径选择。从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来看,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走整体推进以及必要的局部试点之路。     

司法行政权配置探微

司法行政职能配置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司法与行政的关系,而且与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效率息息相关。为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的"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配置司法行政权。横向上,应该把司法机关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行政事务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让司法机关轻装上阵,专心司法。纵向上,先将其统一到中央和省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较为现实。     

试析美国宪法中的限权政府原则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宪法,是目前美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大制度创新。美国宪法确认和体现的限权政府原则是其精髓所在。这一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与防止个人或集团专权和政府滥用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少数人权利。美国在政府限权途径的选择上,除了依靠体现人民主权的代议制这种主要方式外,还采用了分权和制衡这一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历经200余年变迁,限权政府原则仍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     

法官裁量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在现实中,中西方国家都存在法官裁量权,但中国法官裁量权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实,法官合理行使裁量权,能够克服法的局限性,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调研与思考——以邯郸市县行政审批局设立和运行为例

从全面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到试点建设行政审批局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一大改革创新,这有利于促进行政许可权从“平台整合”到“实体承办”、从“局部程序集中”到“全面权责集中”的提升。邯郸市作为河北省确定的第一批在市县全面组建行政审批局的设区市之一,以组建行政审批局为牵总,以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对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框架进行了重新设计、重新组合、重新再造,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职责同构”等深层次问题,从而为“行政审批局”模式的改革能否从政策试点走向普遍实行提供有益探索。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