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朝永定河治理问题

康熙朝是永定河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式确立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案,这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对永定河的大规模治理应始于康熙三十一年。筑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应归罪于于成龙。康熙朝治理永定河,是根除直隶水患的一次积极尝试,也是束水攻沙思想的实践,使永定河道趋于固定,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确定了河名,但也存在忽视淀泊作用、忽视黄河与永定河土性的不同、改变北京地区水文状况等不足。     

从金门闸看清代永定河治理思想的演变

金门闸是清代永定河治理的重要水利工程,它的兴废与清代永定河治理思想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金门闸从初建到重建,从引水闸到减水石坝,反映了清代永定河治理,在筑堤束水的前提下,由借清刷浑到分减水势的变化,这是由不同时期的河防形势决定的.同时,乾隆初年的复归故道之议反映了筑堤束水与不事堤防两种治水思想的矛盾,是清代治水者改变永定河治理困境的一次大胆尝试.而道光四年关于重修金门闸的争论,则反映了自乾隆三年金门闸重建以后,分减水势成为清代治理永定河的必然手段.     

北京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演变和治理

永定河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永定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特点及人为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在夏季易引发洪涝灾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永定河流域修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减少了洪灾和次生灾害的发生,但也引发了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径流减少,水污染日趋严重,风沙灾害增加,地下水环境蜕变.近些年,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加大了对永定河生态环境的治理,进行水源保护,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减少风沙灾害,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今后永定河治理,应进一步保护上游水源,恢复永定河的自然生态系统,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流域间的合作治理.     

永定河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永定河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历史上,永定河经历了由清泉河到浑河、由水灾多发到极度缺水的转变,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永定河上游、中游地区的农业垦殖、森林砍伐、矿业开采、水利工程建设以及下游地区的海河漕运、筑堤固坝等,是永定河流域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反思永定河生态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恢复永定河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加强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中游地区的生态涵养功能,重视下游地区水灾的预防,遵循生态规律,完善永定河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还永定河生机 莫忘防洪治理——关于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几点思考

历史上的永定河曾经水量丰沛、水灾频仍,在哺育北京城发展的同时也常常威胁着首都的安全,抗洪防汛一直是历史上永定河治理的首要任务。由于永定河流域状况的巨大变化及其水灾的特殊成因,当今的永定河防洪问题面临着更为尴尬的境地：无水但仍要防洪。解决之根本出路在于全流域的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恢复生态功能,还原自然生命力。     

独步京西：心似琉璃

北京初冬,清晨的阳光轻轻泼洒在京西的永定河上。有些凉意的微风,阵阵吹拂着翡翠色的河面。河水涟漪阵阵,波光粼粼。河面,已无水鸟腾空飞起,河水较之前日更加静谧了。远处,永定河铁路特大桥飞跨两岸,往返丰沙铁路的火车风驰电掣。伫立永定河畔,我看到大山如帷幕,铁路如舞台,火车如歌手,一幕表现铁路运送旅客的情景剧正在永定河上亲情上演。此时此刻,我睁大着双眼,一对眸子格外清澈。     

康熙与永定河

永定河,《水经注》称之(氵纍)水。它的上游即桑乾河,下游原名芦沟河,也叫浑河。这条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素有小黄河之称。历代虽有修治,但工程规模小,作用也不大。元、明定都于今天的北京,治河之事显得重要起来,但真正治理这条河还是在清康熙年间,永定河之称也是从这时定下来的。过去人们在论述康熙治河时,只注重于他对黄河的治理,不大涉及永定河,即使涉及到了,也往往一带而过。其实,治永定河一事对研究康熙是很有关系的,他的政见、才能,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他那励精图治的作风,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因此,专门论述一下他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有必要的。     

钓起一缕春光

艳阳伴着熏风吹拂在河面上．上游的桑干河、洋河偷偷地化开了一条蓝线，河水流过了夹河村．下游已经是永定河了。河水静静地流着，碰到河石树权什么的，泛起了小小的涟漪。河岸的垂柳已经柔出了黄绿色的丝条。河道的边缘镶着两溜儿白色的冰挂，河水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着，汇入了前方的湖泊。     

留日毕业文凭的泛滥与治理(1901-1931)

清末民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留学高潮.种种原因导致留学文凭的泛滥和假冒,对此现象以司法机关为代表的国家与以上海律师公会为代表的民间社会采取各种措施应对.近代政府的治理措施主要有:限制留学资格;指定管理严格、教学质量较好的大学,避免留学生进入盈利性"学店"、"野鸡大学";设立留学生监督、规定留学生文凭在大使馆注册;对归国留学生实行严格考验,量才录用.上海律师公会则配合国家采取入会介绍人制度,利用校友查验文凭真伪,核对校友名录,与毕业学校联系查看留学生档案,而且与上海司法机关配合实行对该地区律师统一监管.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遏止了留学文凭泛滥与假冒的蔓延.     

季节周期与清前期永定河的淤地占垦问题

康乾时期,人们在垦种永定河下游滩地、淤地的过程中,结合他们对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河流汛期和粮食作物生长规律的认识,调整农业种植模式,形成以一水一麦为代表的种植模式,在季节性气候和汛期变化的空隙获得农业发展空间,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入。清朝政府适应这样的淤地利用模式,促进水涸空间及时种植,发展地方经济,形成独特的人水关系模式。     

燕都第一仙山——石景山

石景山，位于石景山区中部，今首钢总公司厂区内。石景山海拔183米，东至五一剧场，南为首钢发电厂，西濒永定河，北邻石景山热电厂，占地面积约25公顷。石景山之名始于明正统年间，历史上，石景山名称众多，曾经有石经山、湿经山、盂家山、石径山、石井山、骆驼山之称。     

近十年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烟毒泛滥异常深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关于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禁毒运动经验教训、鸦片贸易与走私、日本毒化中国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方面     

戏走三家店

三家店我虽从未驻足，更谈不上深谙其中，但脑子里对三家店并不陌生。因总想来，便读了一些关于三家店的史料。我也曾在游历琉璃渠时，站在永定河南岸，向北岸的三家店久久眺望。我深知位于永定河畔的这个古村落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渡口，也是通往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商道起点。史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聚集了200多家商号，有“京西第一村”之称。一些文字资料披露，如今的三家店，仍然遗存着煤栈、龙王庙、白衣观音庵、关帝庙铁锚寺、山西会馆等遗迹遗址。     

抗战前十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

烟毒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至深且巨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展开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工作。抗战前十年其禁烟政策历经“寓禁于征”、断禁和渐禁三个阶段的演变 ,在禁烟领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北洋军阀时期烟毒大泛滥的局面得到基本扼制。     

加强地方文化中的文化态度层面研究——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

为探讨解决问题之途径,可以将地方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即文化资源层面、文化态度层面和文化实际工作层面。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更需要加强的是处于中间环节的文化态度这个层面,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地方文化遗产中哪些一定要保,以什么形式保,哪些可以不保,哪些不要保,以及对某些地方文化如何赋予新的功能与如何创新等问题。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同样存在地方文化在保护、传承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离不开加强对其中文化态度层面的工作。     

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矛盾的环境和社会因素

由于水土资源有限,中国历史上常常发生争地争水矛盾。以往对清代华北、西北争水矛盾的研究中,发现争水矛盾的主体一般比较简单。清代直隶永定河下游,东淀、西淀等河淀区,至少有八种争夺河淤地、淀地的矛盾。从气候和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探讨争地问题,可以发现,除气候变化外,根本原因在于清初直隶八旗贵族的圈地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变迁,如拨补地、民户租种旗地、直隶州县旗民杂处等。对这一问题重新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清代八旗圈地对直隶地区社会稳定和人地关系的影响。     

伪书问题及其治理

伪书泛滥对当前出版界造成了严重危害。唯利是图、不良媒体推动、利用特殊需求心理、监管缺失等是伪书泛滥的主要原因。伪书危及出版原创力、业界诚信、出版市场秩序等,必须严加治理。因此,营造和谐出版生态、强化行业自律、提倡读者自助是治理伪书的当务之急。     

汉代的瓠子大决口及其治理

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郡瓠子大决口,被灾地区极广,泛滥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是有史记载的黄河所发生的一千五百多次溃决中的一次特大灾害。本文拟就汉代黄河的这次大决口的原因、灾情及其治理作一探索。     

论民国时期（1913～1934年）四川的公路建设

民国初期,四川开始了近代公路的建设。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烟毒泛滥、经济凋敝等原因,四川公路发展十分缓慢,不仅通车里程短,路线布局不合理,而且公路标准低、质量差,致使人民负担过重,也迟滞了四川的近代化进程。     

“三个文化带”与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思考

由北京市文物部门提出的“三个文化带”,经中共北京市委党代会和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内涵不断得到完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已经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举措.“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系密切,从北京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城市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史称“神京右臂”;长城不仅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西北草原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也是南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还是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重要屏障;中国的大运河始终向着首都修建,尤其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更是体现了大运河与国家首都——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由此,“三个文化带”建设的内容就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高地建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