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对女娲形象的双重演绎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驳杂的民间信仰中,女娲形象又被重新演绎塑造。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复杂扭结造成了女娲形象双重演绎过程,一方面将女娲由远古神祗演绎为人类慈祥的母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女娲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成为万人敬仰的大神。这是一个交叉式的双向互动,其复杂性是和民间信仰的混沌性共生的。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析民间司财神祇的产生经过

财神是我国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神祇。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摈弃了随乡而立的乡土小财神,形成了比干、赵公明、关羽等真正意义上的三大财神。财神的产生绝非某些表层的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主体的心理需求是这种信仰产生的原初动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可谓是外部助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成了财神信仰的产生。     

妈祖信仰与儒、释、道三教的交融

妈祖信仰是在宋元以降儒、释、道三教的交融及儒、释、道三教与民间信仰充分揉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妈祖信仰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释、道三教都竞相对妈祖信仰渗透和施加影响。三教与妈祖信仰这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宋代以降三教与民间信仰的互相融合趋势；而妈祖信仰对于儒、释、道三教思想和宗教因素的兼收并蓄，又是三教合一潮流在民间信仰方面的具体反映。     

傩母·地母·人母——民间神灵信仰中的女娲形象

借助女娲形象及相关事象的考察,从中国民间傩戏体系、民间"地母"崇拜、"人祖"信仰民俗三方面入手,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形象寄托。文献和田野互证表明,女娲作为生养人类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理当是中华神话殿堂里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传统年画及其民间信仰价值

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反映了传统社会民众的心灵慰藉和精神信仰。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年画中蕴涵着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体系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呈现出与官方正统文化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年画真实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层状态,对于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有重要的意义。对年画这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民意基础和思想资源。     

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

本文从民间信仰的三类主要崇拜对象俗神、灵物、符号入手,探讨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构成、演变规律。并着重探讨了传统民间信仰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认为大部分传统民间信仰已演变成无害甚至有益的文化事象,只有少部分仍起着危害民众的作用。     

明清时期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以女娲庙宇及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省涉县是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核心区域，女娲庙宇分布广泛，常建于山顶或山村最高处，称之为“顶”或“奶奶顶”。涉县女娲庙宇以中皇山娲皇宫为中心区域，由西向东呈条状分布，距离娲皇宫越近，分布越密集，越远则相对稀疏。冀南太行山区女娲奉祀起源较早，至迟在唐末宋初之时，女娲信仰已有一定规模，及至明清时期，在地域文化传统、女娲护佑事项与信众所求高度吻合、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女娲信仰达到兴盛。就碑志来看，这一时期女娲信仰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原有补天“文化英雄”的神格逐渐失落，其“始祖母”神格成为主导，在这一转变中，女娲作为生育、护佑子嗣的独立女神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及调适研究——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调适尤为重要。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民间信仰体系,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具有整合社区、教化民众、心理抚慰、文化传承等功能。科学认识这些功能并加以调适,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论旅游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

中国民间信仰对旅游业发展中的多个方面如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观建设、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等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当前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民间信仰的流传、发展与演变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既可拓展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内容,又能为当前正确处理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民间信仰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多民族语境下纳木依民间信仰及其社会功能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拥有广泛而庞大的信众群体。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 中处处体现着他们独特的信仰文化,这种信仰约束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民俗学和文化 人类学的视角对社会价值功能进行探究能凸显民间信仰对民族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意义。纳木依民间信仰有一般民间信 仰的普遍性,即以原始宗教崇拜、婚丧祭祀仪式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其历史渊源而融合了蒙古族、纳西 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信仰元素,有多教合一、多神并崇等特点。受封闭的生活地域环境的限制,纳木依民间信仰氛围十分浓 郁,且得到了较完整的保留,在多民族语境下发挥着生态保护、蕴藉补偿、道德教化、族群维系、民族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     

民间传闻对土族信仰民俗的文化意义

本文以土族民间“传闻”及其背后的信仰民俗事象为研究个案,试图去破解传闻与信仰民俗之间的一种意义联系。在土族的生活中,传闻和信仰民俗在一个既有神秘性却又充满现实感的平台上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传闻对信仰民俗有着强化和解释的作用。     

论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影响

无论从神明对象看,还是从仪式、载体看,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都具有重大影响。道教已融入台湾民间信仰生活之中。这既是华族社会移民习俗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文化的精神结晶。以道教为大宗的台湾民间信仰,表现出浓烈的寻根意识,成为民间社会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泉州传统城市社区形态分析及其启示

以泉州旧城区铺境空间为研究对象,关注出现在铺境单元中的民间信仰及其相关的仪式空间,分析铺境空间的形成过程及其社区特性,解读人们在铺境空间中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防卫需求。铺境社区的形成过程,是民间日常生活对官方空间划分体系的超越和转移,是居民对日常生活空间营造的身体力行。根据传统社区的空间形态,探讨历史变迁中城市社区的社会空间与形态空间的互动与变迁,试图从泉州的铺境空间考察与研究中,探求对当代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     

从《畏庐琐记》看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以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为例

林纾的笔记集《畏庐琐记》,反映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社会百态。文章以《畏庐琐记》所载之旗人东岳崇拜和士子祈神等民间信仰现象为例,利用方志、笔记等地方文献,分析民间信仰的世俗化特点,指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特定人群有自身的崇拜对象和信仰行为;另一方面,当面临人生的不确定因素时,民众会“随俗”走进祠庙,焚香祈祷。与向什么神祗祈祷相比,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顺利实现心中的愿望。     

道教美术之雅俗两重性

道教美术拥有雅俗双重品格,＂雅＂是指其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需求,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皇室、贵族崇奉道教的见证者,构成皇室艺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文化性、文人性、庙堂性与贵族性之特质;＂俗＂是指它常常侵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相胶着,充当普通民众的精神安慰剂。它又处于民间庆典祭祀的中心地位,与民众最欢乐、最庄严的时光共在共融,其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为世俗民众所喜爱,具有民间性、世俗性、大众性以及草根性之特质。道教美术双重品格的形成是由道教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信仰民俗与区域社会秩序——以青海土族纳顿、醮仪、六月会为例

信仰民俗在土族社会中,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发挥着动员社会、凝聚人心的社会功能。信仰民俗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社会生活形成健康的发展机制。     

门源汉族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作为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心理信仰的表现,是一种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的、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反映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社会文化现象。青海门源汉族的民间信仰主要展现了人们的求吉避祸心理,表达了向往健康长寿、家人平安、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     

敦煌普贤信仰考论

普贤乃汉传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普贤信仰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据敦煌地区发现的中古普贤文物文献,普贤变中普贤跏趺坐法与后世有所区别,《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则不但识别有讹,且实际上包括了两种形成于不同时代、性质也有所不同的小经。敦煌地区的普贤信仰,与当时的民族组成、政治气候、民众文化水平、民间信仰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了民族化、政治化、通俗化和信仰本土化后的敦煌普贤信仰,已然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化,成为具有浓郁中土色彩的中国佛教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