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块状经济与"人口流动悖论"——以浙江省为例

由于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人口分布不同,浙江省11个地级市之间的人口布局存在着行政区自然布局与经济布局的滞差效应.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例,分析了温州、台州等地存在两种布局矛盾而构成的"人口流动悖论",进而说明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度发达的块状经济对人口布局具有巨大的集聚效应.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

根据对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结果 ,分析目前我国大城市流动老年人口的特征和流动原因 ,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表明 ,中国老年人口流动主要以家庭团聚为目的 ,老年人口流动是基于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理性决定。决定老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老年人口的自身因素、流入地子女的经济状况和与老年人的关系以及流入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因素。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人口安全——以上海为例

将安全意识纳入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寻求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协调,实现共同安全和系统间的均衡发展已成为当前和未来城市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上海为例,从系统间视角分析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指出,人口与其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必须在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过程中实现双向互动。     

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固原市为例

中外人口迁移和流动理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人口迁移和流动引起的社会变动做出了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和分析,但关于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人口流动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多,以宁夏固原市为例,从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加以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流动人口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关联性,区域间人口流动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优于区域内人口流动。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的多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

上海人口增长的规划控制目标,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人口承载量的拓展潜力.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研究,所面对的是由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必须充分重视研究对象的系统属性.本文在构建区域人口承载能力系统框架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对上海在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标准相对应的各项资源经济要素所能提供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了测算分析.     

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

人口流动是当代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和探讨人口流动问题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成为新世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热门课题。     

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反其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上海市人口发展趋势,并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人口老龄化将对上海市社会保障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于上海市未来合理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进行了测度。     

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状态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本文研究了我国空巢老人年龄性别、户口、婚姻及地区构成 ,探索了空巢老人家庭产生的问题和形成的原因 ,提出了空巢老人家庭生活照料对策和建议。     

安乐死的回顾与评述——兼论老年人权益

任何人都将面临生命的终结,但是对自己生命的终结是否具有自主权一直是一个探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含义、发展历史及立法现状等的分析,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及实例,得出法律上应赋予老年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     

日本老龄产业的现状及其相关政策

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战略。日本的老龄产业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萌芽期和80、90年代的形成期,目前进入了快速扩张期,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根据老年人各种需求的成熟状况和老龄产业各领域的发展特点,适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日本的经验对尚处于形成前期的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老年人子女亲属网与子女外亲属网差序性的实证研究——以烟台市向阳街道三居民小区为例

本文依据2006年8月—9月份我院《胶东城乡老龄化问题》研究小组对烟台市向阳街道三个居民小区老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老年人子女亲属网与子女外亲属网的差序性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亲属人际关系网存在内在差序性,这种差序性的形成与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亲属交往频度显著相关。     

西部大开发中的“银色资源”开发利用

人才是西部大开发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当前西部人才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充分开发利用“银色资源”不失为一种快速、实效的好方法,这既体现了国家为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所提倡的“老有所为”的精神,又将极大地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     

上海人口时空演化与公共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研究

受外来人口与市内人口迁移变动的双重影响,上海的人口规模及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在分析2000--2010年上海人口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综合指数模型,测算公共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公共资源总量不足、部分资源结构性不匹配和地区之间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未来应从调整完善人口管理模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供给模式、区位布局及提高效率,以及按照“有条件的均等化”的原则进行政策安排。     

第二代外来人口教育及社会融合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第二代外来人口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它不仅是外来人口本身最关心最迫切需解决的问题，更是城市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对第二代外来人口在家庭和谐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融合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Communic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iucd: a case study in urban india

In this study the diffusion and adoption framework is used to investigate a family planning innovation. The study indicates the utility of this framework from an analytical point of view both for the researcher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family planning comes to be adopted, and for the administrator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 of the communications elements of his program.The data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re us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adoption process. At the awareness stage, messages emanating from the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make their biggest impact. At the later stages of interest and evaluation, loc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ecome important,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clinic staff takes place at high rates.Both husbands and wives are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s processes, but they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Both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final adop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第二代农民工及独居老人的“丁克”模式——扩大的丁克家庭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丁克”作为一种的新兴家庭模式,其内涵和外延都早已超出“自愿不育夫妇”的定义范畴,而以一种下一代缺失的家庭模式与其他家庭相区别。由于主观以及客观的诸多原因,这种家庭模式被更多的第二代农民工采用。另一方面,老龄社会中的独居老人及完全由老人组成的“纯老家庭”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缺失,从而构成了“老龄丁克”。“丁克”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大,已经使“丁克群体”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逐渐壮大的特殊群体。其对社会结构多方面的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