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晚明王学志、知之辨的演进

王阳明对志(意志)知(理智)关系的分析与规定,引发了王门后学的志(意)知之辨,随着晚明王学的演进,后者逐渐展开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通过理论上的争论诘难与反省总结,王学在意志与理智及主体意志与必然规律等关系上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后者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历史行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而且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智慧到信仰:论晚明净土佛教的思想转向

晚明佛教丛林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加以圆顿整合的参究念佛禅，并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转向，既是明末禅学中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另外明末佛教丛林同时还存在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而走向对佛教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实现禅、教、净的合流。明末佛教丛林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的二大思想转向，既是中国佛教圆融思想充分展开的理论结果，又是明佛教走向全面复兴的重要表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的逻辑完成。晚明丛林对净土信仰全面皈依，表明佛教修持方法的有效性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修行的信仰问题，从而说明晚明中国佛教具有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特征     

无责任能力人的正当防卫问题

正当防卫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中国刑法中一种主要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无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能否成为正当防卫的对象,新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无责任能力人侵害行为的主观恶意表象和客观危害性使其有了成为正当防卫对象的理由,但出于人道主义,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绝对不能适用防卫过当。     

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究

吕坤是晚明政坛、学界颇有个性、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在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吕坤关注社会问题,时刻以民生为念,他在备荒救灾、救助弱势群体、优抚军士等社会保障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其社会保障思想的丰富全面、先进合理乃至影响,均有超越前人之处,在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器形、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读后

<正>肖丰先生的《器形、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一书,共分四章,以景德镇瓷器为着眼点,结合文献材料,分别从政策制度、瓷器器形、纹饰、铭文及款识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从社会史视角、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解读晚明社会生活的变迁。其中,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明王朝的相关国家政策、器用制度以及皇室需求对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影响。第二部分以晚明景德镇瓷器的器型为考察对象,以“瓷质化”的器用需求为主要的考察线索,探讨晚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需求,揭示晚明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景德镇     

王守仁心学要义解析

王守仁心学的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具体理解和特点的把握,学术界尚存在许多分歧。如有的人认为王学即禅学,和禅学一样以一种无根无着的“孤明”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虚幻不实;有的人认为王学与英国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类似,都是用“存在即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论证心外无物、感觉外无物;有的人认为王学与德国谢林的唯心主义泛神论类似,主张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二者完全同一;有的人认为王学只是一种;伦理的心一元论‘在理智上并不否认感觉对象的实在性。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值得商榷,王守仁心学首先是本体论、认识论诸领域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与神学、贝克莱主义和谢林泛神论都不相同,在哲学历史上独具一格。王守仁心学的     

知识分子过剩与社会价值裂变——晚明性灵文学思想诞生新论

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产生,是各种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的过剩.所谓知识分子过剩,是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产与消化机制之间严重失衡而导致知识分子"供过于求"的一种社会症结.明代总体上是强调文治的国家,知识分子过剩一直比较凸出,而晚明时期尤甚,这就必然促成知识分子从内部产生分裂,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份民间化、立言职业化和思想去中心化,逐渐偏离国家生产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和文化动机,从而刺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非制度性上层建筑产生巨大裂变.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从国家考试的立场看八股文——论艾南英对八股文的建设性批评

艾南英对晚明的八股文写作提出了严厉批评,其目的是从国家考试的立场出发,矫正八股文写作中的不良习气,建构这一考试文体的尊严和风范.艾南英清楚地看到,作为国家考试文体,八股文应具有规范性、严肃性,为此,艾氏对厌薄程朱、诋訾先正及"以纂组为古"、"以俚谚为丰华"等习气驳难排击,极力摧陷廓清而后已.在此基础上,艾南英将八股文提升到载道的高度,倡扬八股文稳实周密、醇正典雅的审美风貌.艾南英对一部分八股文的批评,所体现的乃是建设性的品格.     

略论"情判"的价值取向

"情判"作为中国传统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审判模式,是指司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情判"以和谐为总体价值取向,无讼和追求实体公正则是和谐在情判领域的具体价值取向.在这些取向的指引下,司法官判案时力图做到法顺人情,情法相合.     

他们不再是孩子了——关于“新失业群体”现状的社会学报告

近些年来在关于下岗失业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势是,人们所说的失业下岗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至多将原来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包括在内。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个数目庞大的失业群体,这个群体至今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们就是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这么一批人。对于他们,我们既缺少一个经验层面上的全面描述,更没有在政策层面上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讨论,至于理论层面的梳理,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本研究试图为改变这一现状做一个初步的尝试,不过,首先,我们必须阐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及意义…     

浅论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沟通平台的构建

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不可通约＂,是因为研究者们囿于不同文化下的具体刺激所导致人们表现出的不同的心理与行为表现,而没有上升到刺激所具有的意义层面。而研究的＂可通约性＂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即：不同文化中具体刺激的、意义的、本质的、可对话交流的层面和表面的、可理解支持的层面。这为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沟通平台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无权处分的物权理论基础

确立区分原则是妥当处理无权处分的基础.由于以往我国的法律思维中缺乏对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所以,无权处分的否定后果往往落在作为原因行为的合同之上,造成利益的扭曲.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应当构建在公示效力核心模式基础之上.     

全球化与日本"企业共同体"性格的"蜕变"

日本企业在近代的形成,是以传统的“藩”为基础加以改头换面的,秉承了“藩共同体”的性格。二战后,日本企业的迅猛发展,曾将日本经济推向了世界经济的顶峰。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的“日本模式”已摇摇欲坠。企业为生存而进行的浴血奋战,使“现代因素”不断增强,传统的“共同体”色彩日趋减弱。企业传统性格的悄然“蜕变”,正引发日本继明治维新后又一次巨大的社会振荡。     

"The law has no feeling for poor folks like us!" Everyday responses to legal compulsion in England's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1871-1904

During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England's working-class urban communities. New laws on labor, health, and education, enforced by a growing bureaucracy of elected and appointed officials, extended the reach of public authority into daily life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Everyday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se officials and working-class men and women, I argue, were key moments for determining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new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contestation over children'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s I demonstrate through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daily encounters between parents and education officials. Despite the growing size and authority of the Victorian state, working-class parents effectively mitigated the impact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s on their families. They were able to do so because the categories that governed the level of enforcement—age,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health, and labor—were themselves determined through daily dialogues between parents and education officials. Parents' familiarity with the law and with the dynamics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bureaucracy were key factors in these negotiations, as were internal fractures within the Victorian state itself. Working-class parents, and mothers in particular, also countered officials' moral policy justifications with their own discourse of right and wrong, which focused on the 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 insistence on just treatment, and the elevation of household needs over the laws' requirements.     

达尔富尔:不干涉内政原则和补充性原则的冲突与权衡

从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介入,可以看出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补充性条款”之间的冲突及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有所缩小,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原则在不少领域的实施都有限制,但在“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没有动摇之前,也就是在当代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法主体的国际体系没有改变之前,“不干涉内政原则”仍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而“补充性原则”所赋予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有所限制,并尽量避免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冲突,以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利于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权威性的建立与发展,使该院能有效地惩治犯有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严重罪行的个人和团体。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现阶段两个"非农化"正在加速推进,但与此同时,二者的不协调也越来越明显,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学界缺乏对两个"非农化"关系的研究,因此,文章集中论述了中国两个"非农化"目前不协调的表现和原因,两个"非农化"协调的内涵、衡量标准、必要性和途径.     

论武者小路与有岛武郎"转向"与"挫折"的文学意义

白桦派作家带有不可改变的阶级性,他们以如此觉悟为核心,确立了白桦派文学形象.这一点由武者小路和有岛武郎展示出来,在大正文学中意义巨大.武者小路看到托尔斯泰主张的"无我奉献"的局限性,开始"转向",奔向力主"有我奉献"的梅特林克.当武者小路发觉自己不能赞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后,便进一步"转向",走第三条老路,创办"新村",为他的创作更新拓出了新天地.诚实的有岛留美归国,告别了实业理念和宗教信仰, "转向"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张扬人性,反抗传统,自己在现实社会中迭遭挫折.白鸟评价有岛作品是有"人生价值"的文学.这个观点至今在思考大正文学史的结构时,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略说文化遗产的“无形”与“有形”

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日益重视的热点问题。文章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条文的问题根据和思想逻辑,集中探讨了文化遗产“有形”与“无形”兼具的特点,进而指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及其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