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经济活动评述

一个统治集团政治上的崛起也必然伴随着经济上的发迹。张作霖由一名土匪变为“东北王”,他本人也就从浪迹乡里—跃而为大富翁。张作霖有多少财产呢?有说五千万元,有说九千万元,有说一亿元者。既便张作霖本人也很难知道自己的财产确数。但张作霖与吴俊陞同为东北第一大富户则为时     

管子学商斠

笫三篇心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藏。官之分也。心为天君体从命其位正中精气之所自出人者谓之窍九窍眼耳鼻各二口一阴阳窍各一窍气所自藏曰肝曰脾曰肺曰肾与心而为五藏各有府曰(?)曰胃曰心包络曰大肠小肠曰膀胱是为六府府藏精气开窍于上曰五官一目二耳三鼻四口五舌分司视聴(?)觉及言食故曰官之分也心外其道九窍循理。心主血而为种之所舍神经血系各有其脉理而心以摄之肝脾肺肾皆臣职也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嗜欲者迷离物所感目欲色耳欲声鼻欲香口欲味五色为外则使人目肓五声嘈杂则使人耳聋     

嗟尔既往宜为惩——从永贞革新看中国官僚政体的弊端

本文重新考察“永贞革新”,旨在揭示其所显示的中国官僚政体的弊端——循资渐进、墨守陈规者号称长者、厚德,即使平庸碌碌,也并不以为缺点,反以老成持重为誉;锐意革新、稍越班资者则为小人、无德,即使才高当世、智堪经国,也难免狂妄、躁进之嫉,更有甚者庸众合力排挤、甚至落井下石。这一官僚政体追求一种“无过便是功”的政治格局,由于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一旦有人对这一格局稍作改变,则会引起整个官僚集团的群起而攻之。从而昭示革新之艰难、革新者之勇气以及自身素质提高的重要性。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二十四史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纂修思想,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一变而为"续统"、"述德",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记事由"实录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三变为"辨正统";四变而为"国灭史不灭"。     

胡适小说研究中的“美意识”

早在1915年胡适就说过：“则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律令契约之词，不足言文也。”①这主张的是美与功利的合一，在美而无功利，不应赞成；有功利而无美，也不应赞成。受此影响，突出小说的审美性质，构成胡适小说研究中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弄清它的基本内涵，对认识胡适的小说研究及我们认识小说，都有一定意义。一、白话、方官与诙谐性由文言向白话转变，首先作为一场语言革命而存在。但是，这种转变若…     

古无四声说

一有观感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文字者语言之符号,语言者观成之麦现。先民见物象起心象,欲表而出之,以唇舌齿颚喉颊之比拟,眉目手足昔声之辅助,使闻者见者揣而识其所指。相沿即久,皆以一定之容仪,一定之音声,拟一定之象,所谓「语言」者于是乎形成而为一民族一社会之公器。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聋,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又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此可明声音之所以生,语言之所以成矣。语言之成及其固定之程度视其声与象切合之程度。声与象合众所易晓,不期其     

张子正蒙注诠言

交相取则散者以渐而复聚。聚散攻取。分合同异。一距之间。莫不依于天然之原则。而莫能轶出于常轨之外。诗所谓有物有则也。有则之谓大顺。大顺之谓信。顺时乘位。毫无容心于其间。何妄为。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原注、散而归于太虚。复其絪缊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庶物之生。自絪缊之常     

冲天鲲鹏

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庄周,在其充满浪漫情调的美文《逍遥游》中,惜墨如金地描绘了“鲲鹏”展翅高飞时美妙绝伦的矫健体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老庄笔下其势无比的大鹏鸟,令鸟之家族所不及,那种富有几多理想和向上的精神,曾使无数的仰慕者倾倒。化     

宝宁寺志叙

<正> 禅分五叶,其茎二也。南岳、江西,既两相峙立,抑互相印契,交错以纬之。五茎二,二茎一也。禅无择人,况有择地而必于此二茎之间敷而为叶?此亦有说。印度之支,东及沧海者,幼枝蔓垂。自岷山之南,南经(?)柯至盘江之夹,剖而为二:其北条,     

恒心堂读书答问

问、人之生以何为不幸、以何为大不幸、答、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孟子云、耻之于人大矣。玆云大不幸无耻。无耻之人。是非颠倒。即闻过不以为过。并有以已过自得意为荣者矣。此又讳过文过之变相也。今比比渐成风俗矣。噫。     

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

对于明朝帝国来说,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不啻是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双重“灾年”。在这短短一年里,由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摩擦、内耗和举止失措,造成了二名重要军事将领的相继死亡,从而加速了明帝国的衰灭过程。这二位将领一为大名鼎鼎的袁崇焕,一为当时名震朝野的毛文龙。袁崇焕为崇祯皇帝所冤杀,史家早有共识;而为袁崇焕所诛杀的毛文龙却至今不能得到定论。说是该杀、属铁案者,有之;说是妄杀,应当翻案者,亦有之;议     

明代碑刻中的关羽称谓

清代学者赵翼对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有这样的描述:"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着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     

楚弃疾论

昔楚康王将有讨于令尹子南。以语其子弃疾。斯时为弃疾者将如之何。以告其父则泄君之命。不告。则坐视其父之死而不救。左右皆荆棘也。东莱吕氏谓楚王以杀人之父之事语其子。则弃疾之为人可知。以为弃疾之得失不足论。呜呼。以此持论。乌足以穷天下之变哉。吾谓君子固能弭变。亦必善于处变。夫弃疾不能谏止其父之失于事先。律以君子之道。诚哉其不逮。然观其请尸以葬之后。既自疚其与杀吾     

元世祖朝色目官僚政见分歧刍议

元世祖朝色目官僚政见分歧刍议张沛之色目人在元代民族四等级制中位居第二，长期被蒙古贵族作为维护其特权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有元一代，色目人做官从政者甚多，尤其在世祖朝的政治舞台上，色目官僚相当活跃。迄今多数学者认为色国官僚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被蒙古贵族利用...     

咸丰东华录人口考正

一绪言东华录为清代编年史上之要籍,计有蒋良骐、王先谦、潘頣福、朱寿朋诸氏四种。蒋氏东华录起太祖终雍正。王氏东华录亦起太祖终雍正其起乾隆终同治者曰东华续录。潘氏朱氏者,亦曰东华续录。惟前者限於咸丰朝,后者限于光绪朝。四者之中,蒋录取材有较为早期之处,惟失之简略潘录则因氏削稿未竟而卒颇多疏漏朱录则杂糅而多不得要领。故以王录为最。王录取材较为慎重有选择范围亦较广。其书原系病蒋录简略而作,故史料不啻增加十倍,内容可谓无所不包,即如人口方面,王录亦有记载:於每年年终,附以该年全国人口之总数,即民数是也。蒋录朱录不详,潘录有而不过王录之转载。故人口之记载以王录为主。此项记载,在东华录中,不过每年寥寥数行而已。然为中国人口方面之最主要史料,而为中外学者之所重视者也。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谓之……”与“……之谓”

“谓之……”与“……之谓”都是文言里常用来表示总结性判断的格式。如: ①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荀子·正名》) ——事物外貌变了,但实质并没有为另一种东西,这就叫做化;这种只有外貌的变化,而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仍然叫做同一事物。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亦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论述历时既久、数量亦多。笔者在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对此萦怀多日而似有所得,现试就此求教方家。 一、第一批评者为谁 长期以来,严复以牛体马用为喻作为“中体西用”的第一批评者已成不争之论,并被载入各类相关教材之中,但实为大误。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已指出,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第一批评者应为何启、胡礼垣。他们在成书于1898年的《新政安行》中写道: 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其本为嘉禾,则其未必不为粮莠。其本为粮莠,则其末必不为嘉禾。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谓其有是体,因而有是用也,非指二物之异者而言,谓其体各为体,用各为用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其体为羽翼,其用则为冲天;其体为鳞甲,则其用为伏地(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全     

孔子之教育学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注此言学生心理各别不斋施教者宜准之以定学程也但就其失言之者救其失然后能进其善教育之理也.人之学也。注谓士子之对于学业也.或失则多。注多谓贪多爱博不专也其失也杂.或失则寡。注寡谓约取得少自足也其失也陋○此上二项就学术言之.或失则易。注易谓不察粗疏躁进也其失也妄.或失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