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协调结案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大量的撤诉案件,都是法院暗中协调的结果。笔者所在法院2006年、2007年、2008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53.3%、52.4%、51.6%。行政诉讼的撤诉不外乎三种情形: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原告同意撤诉的占80.28%;二是行政裁决     

论行政诉讼调解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规避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法院出面由行政机洪与原告“协商互让”，或由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获人民法院准许结案，从而导致了我国行政诉讼中的撤诉率一直居高不下。这表明，行政诉讼调解有实践需要且事实上存在，应当完整地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定的结案方式作出规定，赋予调解书与判决书向等的法律效力。     

行政诉讼协调结案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大量的撤诉案件,都是法院暗中协调的结果.笔者所在法院2006年、2007年、2008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533%、524%、51.6%.     

县政府当被告中院一审

行政诉讼法施行17年来,人民法院受理和审判了一大批行政案件,仅2003年至2007年的5年中,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473837件,其中2007年首次突破10万件。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司法环境不理想,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时有发生,如果县政府成为被告,本县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法官们来说,这样的案件要"审得硬气"很不易。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正式公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于2月1日起实施。     

试论我国行政审判庭法官制度的改革

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审判难、执行难、案件受理数量低、撤诉率高等现象。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源于负责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官既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难以对抗来自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难以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改变我国行政审判这一现状的出路就在于改变我国行政审判庭法官制度,使其适应行政诉讼法的内在要求。     

公权能否处分？——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与构想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在行政审判中或多或少地开展调解工作。由于法律的限制,大多数调解成功的案件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在实务中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立法和实践的严重背离使我们不得不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提出质疑。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该理论进行了分析和反驳,为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奠定基础,并对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出初步设想。     

论我国应当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乃至动员下通过协调、庭外工作等方式解决。在这样的实践背景下,显然,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已经名存实亡。本文拟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和可行性进行探讨,论证在我国应当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关于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定义及范围

怎样给行政诉讼被告下定义，如何确定适格被告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的概括性规定，学术界对此解释也不十分明确和统一。这严重影响了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给理论研究工作也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诉讼被告的定义与适格范围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一、行政诉讼被告的定义什么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作了这样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民告官”之困：谁绊住了行诉改革的脚步

今年全国两会传出消息,行政诉讼法大修成为2014年度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重点,“民告官”阻碍将会逐步得到破除。最近,记者在福建多地法院调研了解到,行政干预司法现象在行政诉讼中仍不同程度存在,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为缓解行政诉讼困局,福建各级法院通过探索行政协调、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等机制,使4成以上行政争议通过协调实现“案结事了”。     

民告官行政机关败诉超一成

正北京市高院日前首次向社会发布的2013年北京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白皮书)显示,全市2013年各级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首次突破万件,当年审结的6964件行政案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占12.1%。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缺乏权威证据。如在拆除违法建设案件中,有的行政机关在缺乏权威部门认定涉案建筑为     

司法公正有赖社会监督

在中国政府发表的首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公布了各地法院判决情况。2004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刑事案件644248件，民事案件4505744件，行政案件92192件。全国法院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为16967件，占全年生效判决总数的0．54％。     

万州法院为节后外出农民工开辟快速维权“绿色通道”

正2月18日,万州法院分水法庭快速审结原告陈某等人与被告朱某劳务合同纠纷案,为急着外出务工的12名农民工当庭讨回拖欠的工资尾款18000元。案件源于2012年4月原告陈某等12人随被告朱某前往内蒙呼伦贝尔市,在其承包的建设工地务工,完工后朱某因资金紧缺无力支付原告等人工资。2013年7月5日,经呼伦贝尔市建委、劳动局及派出所等部门的积极协调,被告朱某支付了原告部分工资,未支付部分出具了欠条。在拿到欠条后农民工纷纷返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问题探解

在法律上,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下简称第三人)要件的案外人固然可以自己申请参讼,但原、被告是否可以引入第三人?被告既无向原告偿还债务的能力,又不向符合第三人要件的案外人主张权利,原告能否将该案外人作为第三人同时起诉?如何保障符合第三人条件的案外人知晓原、被告系属于诉讼的事实、从而行使申请参讼的权利?等诸如此类问题,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亟需解决。一、第三人的实体认定标准及范围第三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现代,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第三人制度相似的是辅助参加诉讼制度。辅助参加是指他人进行的诉讼中,对诉讼的结果可能…     

对法院主导行政强制执行的思考

1989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清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根据这一法律精神。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法院主导的行政执行模式。可是这样无形中是否破坏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独立性．是否有利于公正执法等等，本文就此作一番探讨。     

税务行政诉讼答辩状制作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绗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在复议前置下如何处理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

在目前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中,未就复议前置情形下行政复议不予受理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相对人不知道如何行使救济权利,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不具有操作性。本文认为,复议前置下复议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出发,进行合法性审查。     

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成为行政诉讼原告之可能

传统“行政主体范式”对政府职能部门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定位是从行政诉讼被告角度出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作为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进进走出传统藩蓠,将角色定位为行政诉讼原告、被告,能够维护行政下对人合法权益,推动我国法治的发展。     

试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撤诉制度

所谓撤诉，是指存民事诉讼中．原，占或上诉人向法院撤回已成立之诉．不冉要求法院对他于被告或被卜诉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做出裁判的诉讼行为．民事主体在其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与他人发乍争议时，有权以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解决纠纷。但是，存诉讼进程中．当事人可能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可能因达成与对方当事人的和解或者可能意识到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被法院认可，再继续诉讼已毫无意义。为了避免负担继续诉讼所带来的财产之损和精神之累而主动撤回已成立之诉．     

实现司法效率与公正的有益尝试——略谈福建泉州中级法院 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工作的几点看法

今年1月，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邀请人大代表参与案件纠纷调处、协助调解的工作意见》。这是泉州中院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司法的一项具体行动，是人民法院贯彻《监督法》的一项新举措，也是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实现司法效率与公正有机统一的有益尝试。据有关部门统计，泉州某市（县级）法院邀请各级人大代表参与调解的案件调解、撤诉率高达87．4％。一些拖延较长时间的“骨头案”得以妥善审、执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应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机制

最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五年立法规划，《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被列为一类立法项目。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告官”制度。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原因，《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状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政府规章、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即公民无法对“红头文件”说“不”，导致了不同程度地“立案难”、“胜诉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