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形而上学化”,回归生活儒学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价值本体论”与“实践的形上学”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儒学之“本”与“源”——评安靖如“进步儒学”的思想方法

美国哲学家安靖如的政治哲学"进步儒学",基于"有本的全球哲学"观念,在"伦理—礼—法"或"德性—礼—政治"的模式中凸显礼的重大意义,以联接儒家传统和现代价值,是富于创造性的。然而,"有本的全球哲学"的思想方法毕竟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末"、"体—用"、"形上—形下"的思维方式,礼是沟通形上之"本"与形下之"末"的中介,尽管探及儒学之"本",但未溯及儒学之"源"。此外,他关于生活儒学先有对现象学的信奉、并以此为基础来综合改造儒学的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熊十力与儒学哲学化的向度扭转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在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中增强与西学的对话能力和互动生成。论题侧重分析其在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转型诸层面的理论特点,以期反观现代儒学哲学化进程中的熊十力及其哲学贡献。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但是,作者误读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思想.此在并不是主体性的观念.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与道家老子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与儒学的关系上.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中国并没有那样的形而上学.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中国近代心学被定格为“形而中学”之理路

近代以降,王学再度复兴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其意志主义倾向严重损毁了心学传统的理性向度。在西学强势的持续冲击下,现代新儒家之主流力图以会通中西的方式重建心学传统的形上学体系。徐复观从中西哲学之不同路径出发．以“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命题消解了心学传统近代衍化中的本体论致思方向。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以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为中心

［摘要］新儒学在中国哲学范式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以其成熟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话语转换、学术系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新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征,突出展示了其理论成就。唐君毅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建构了一个以心灵生命为体,从三向三观的角度开出三类九重之境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继承和阐释了儒家传统,凸显了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在理论上为寻求儒家的精神追求完美实现提供了可能,圆润了儒家心性论。同时,这个体系也十分鲜明体现了现代新儒学所独具的学派特征,充分展现了现代新儒学为推进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所做出的实际努力。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近代儒学凋敝下“君子儒”形象的重构——以张之洞“文格”与“人格”为视阈

儒教凋敝是近代中国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表现。大略分析其话语可知,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等对传统中学的不断侵蚀、今古文经学之辨、汉儒宋儒之争,以及"经世致用"思潮的揭橥与发展,使得孔学"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儒臣张之洞身上发生了改变,这是近代儒学困境下士大夫寻求人格理念与哲学修养新变的典型个案。通观张氏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体用结合、经世务实等治学为政实践,其为人、为学、为官皆映现了传统哲学之衰败及转型。     

谭嗣同之“仁本体论”的儒学还原

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是一个著名政治人物:他因参与"维新变法"而被处以极刑,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思想家:他以"仁本体"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仁学哲学体系。近期,为纪念谭嗣同诞辰150周年,围绕着其"仁本体论",河北大学哲学系师生数次专题座谈,研讨其"仁本体论"的建构、内涵及意义。在研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正""反""合"三个相对集中的观点。现将这些观点梳理、修订为一组论文,不仅作为对谭嗣同诞辰之纪念,亦希对儒学本体论的建构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