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依职权对调解案件再审的范围──对一起债务、担保案两级法院三次审理的法律思考

作者以司法公正为立足点，认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调解案件再审的范围应限于原调解程序违法、原调解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对于程序违法的调解案件即使实体处理正确，也应通过再审否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在对调解案件再审时不应影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在注意诉权与审判权的协调。     

监察调查双轨制视域下证据规则的界分与衔接

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混同适用证据规则,造成法理上的冲突矛盾,也导致反腐败资源浪费及权利保障不足。监察调查双轨制是证据规则界分与衔接的基础,职务违法应采取“高度盖然性”和“真实确信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职务犯罪应采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这两类案件应适用差异化的取证手段,并以性质要件、对象要件作为差异化适用的主要标准。针对“违法-犯罪”案件转向中职务违法证据与职务犯罪证据的衔接,应遵循实物证据可以转化、言词证据重新制作的规则。     

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永宁镇以案促廉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一是抓典型．真抓实干严肃查究违纪违法案件．追究相关责任人。将干群关心的涉及选举、维稳、经济等类别案件作为重点，认真核查每一条线索，查清案件实事，严肃查究相关责任人。     

违法相对论之困境、提倡与进路——以刑民、刑行交叉为视角

刑民交叉、刑行交叉的案件日益增多,违法相对论表现出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双重困境: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等理论之间概念混淆,界限不清;涉及违法性判断的同类案件适用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基于对不同违法性判断方法的规范性分析以及典型案件裁判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违法相对论在理论与实践中更具优势,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应当坚持违法相对论,走一条自我否定、不断优化、适时更新的发展路径,以有效解决违法性判断的难题,化解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矛盾.     

关于改革现行财会体制的对策性思考

当前腐败案件中，经济类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违纪金额越来越高。这固然与违法违纪者思想觉悟不高、法纪观念淡薄、自律意识较差有关，但我国现行财会体制上的弊端使部分企事业单位的财会人员对违法违纪者不愿、不能、不敢实行正确的会计核算和严格的会计监督，也是一个...     

论建立司法赔偿诉讼程序——以二元交叉型审理制度为核心

现阶段司法违法行为受害人在获得国家赔偿时存在着申请难、决定难、执行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司法赔偿程序正当性的缺失则构成了不容置疑的制度性障碍.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司法赔偿程序的设计是一种非诉讼决定程序,就其属性而言应为行政程序.为此,以二元交叉型审理制度为核心来建立司法赔偿诉讼程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表征为由行政法院审理普通法院违法司法行为导致的司法赔偿案件;而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的违法司法行为导致的司法赔偿案件.     

刑事违法观与犯罪构成关系论

按照主观违法论而加以建构的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有别于按客观违法论建构的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主观违法论强调有责之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客观的危害行为、刑事责任能力都是违法的构成要素,这种因人而异的违法观不能很好地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根据。从主观违法论立场出发,我们不可能从构成要件其中一个方面单独地判断违法性是否存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犯罪构成要件定位于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事实特征,因此,犯罪构成只反映定罪结论,不反映定罪过程。     

政法干警执法违法原因探析

国际著名大法学家培根对执法人员腐败问题曾有过如此精辟的论述:“普通公民违法,有如污染水质;而执法者违法,却有如污染水源。”近年来,贵港市极少数政法干警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了极为消极的社会影响,执法者执法违法,将会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对法律失去信心,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将不再心存希望,人民群众对污染“水源”的极少数执法者深恶痛绝,强烈要求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严厉惩处政法队伍的害群之马。为此,港市两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查处了多起在当地较有影响的执法者违法案件。     

权利冲突与侵权行为

权利冲突既可在整体上属于疑难侵权案件,又可在局部内化为"正当理由"而阻却违法.本文认为,权利冲突既可在整体上属于疑难侵权案件,又可在局部内化为"正当理由"成为阻却违法事由.权利冲突与侵权行为代表着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     

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在五粮液茅台案中的应用

对于五粮液茅台案中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执法机关给予了严厉处罚。转售价格维持并不具有明确的反竞争性,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效率性,可以从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两个角度对该案进行分析。多种因素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范畴,以便确定其合法性。对于此类案件,在明确使用本身违法规则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合理规则的引入。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

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设置,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做规定并开始施行。无论从刑罚的目的,还是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考量,刑事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都可作为诉讼参与原则的补充。借鉴域外立法,构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轻刑案件被告人缺席判决制度的双轨制,以求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和刑罚目的的实现。     

2000年8月国内外大事

全国查处经济违法案件30多万起 8月2日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消息说,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31.9万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多,案件总值48.9亿元。其中不正当竞争案件上升了近46％,案值增加了近一倍。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伪造产地、冒用企业名称或姓名,以及经营者对商品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等作虚假宣传等。     

借款人为公司借贷案件债权人权益的救济

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当前有相当民间借贷案件发生在公民与公司之间,而在公民与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公司多为借款人。而实践中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作为公民的债权人的权益难以救济。要对此类民间借贷案件进行准确定性,让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让责任人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同时,对违法所得要责令退赔受害人;如属于合法借贷关系,则让相关主体承担清偿责任、清算责任、赔偿责任等民事责任,以充分救济债权人合法权益。     

违法相对论的肯定与限制 ——兼及法益重合论之提倡

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民、刑行交叉案件对违法性判断的标准和程度都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亟需理论回应.违法一元论无法从逻辑上正确推导出法秩序统一的结论,而违法相对论可与法秩序统一原理更好地兼容.且作为违法一元论理论根基的二次规范理论,逻辑上并不妥当自洽,也无实践操作之可能.不同部门法的目的各异为违法相对论的合理性证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可以为公民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引.比较而言,违法相对论更为合理、可行.在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判断刑事违法性之时,应根据不同部门法所评价法益是否重合而区分对待.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及其适用?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可分为自愿性终结信访程序和强制性终结信访程序两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就是接处信访案件的有关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作出信访案件终结结论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信访案件终结的效力有,消灭涉法涉诉信访实体法律关系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职能部门接处信访案件的职权和职责的效力;消灭涉法涉诉案件信访行为合法性效力;引起行政处罚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引起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效力。适用信访案件终结效力制度应注意,处理实体性信访诉求应该坚持法治原则,区分困难照顾、帮扶、救济与法律责任的关系;严格执行信访案件终结制度;注意区分依法行使信访权和违法信访性质的不同;注意合法信访与维稳之间的关系;严格依法惩处违法信访行为。     

西北五省区土地违法案件大幅上升的思考

西北五省区土地违法案件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土地法》的宣传力度不够;经济利益的驱动;土地管理部门职能松懈。有效降低西北五省区土地违法案件,应加大土地预警宣传和查处力度,加强民法保护意识,规范地方土地政策;明确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责;建立国家土地督察法律法规体系。     

查办案件，看“三三”工作法

层层剥笋，顺藤摸瓜，使一个个案件真相大白。在2007年白下区各类违纪违法案件查处过程中，区纪委独创的“三三”工作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打虎”又除“村害虫”

广东省纪委7月通报9起村官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曝光了违法转让土地、变相收受“好处费”、侵占挪用私分公共资产、违规发放福利等农村基层干部“九丑图”。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再探讨——基于行政赔偿案实例的分析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仍以"违法"为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该原则存在着过于单一的缺陷,难以将因疏忽、迟延、未尽合理注意以及事实行为等造成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因此应当重构。其路径有二:或者修改《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以确立"违法兼明显不当"归责原则;或者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通过司法解释对《国家赔偿法》的"违法"条款作扩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