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情结与宗白华的美学风貌

叔本华的天才思想使宗白华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天才的价值及其所应具备的素质与自己价值追求及天赋的契合使宗白华产生了强烈的天才情结。在宗白华看来,天才追求的对象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而体悟与表现宇宙人生真相的最好方式是艺术。对宇宙人生真相的不懈探求直接影响了宗白华的美学风貌。     

宗白华的内倾型人格与他的诗意情

人文学科理论家的文字往往蕴含着他独特的精神基因和人格基因,美学学科尤为如此.在众多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中,宗白华留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浓烈的诗意情怀.宗白华的这一特征与他的内倾型人格有着直接的联系.内倾型人格的主要特征是偏于内省、情绪悲观、做事稳妥.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进行判断,宗白华是典型的内倾型人格.内倾型人格使宗白华特别注重内心体悟,使他思考问题的视角更多地集中于自身及对象的精神世界,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他美学思想的发生."艺术是创作主体人格的外化"是宗白华的基本美学观念.这一观念的产生乃至其美学思想的发展都直接得益于他的内倾型人格.宗白华的美学思考之所以具有浓烈的诗意情怀与他对人格境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而他对人格境界的强调也正源于他的内倾型人格和建基于此人格基础上的美学观念.把握宗白华的基本人格特征是我们理解其美学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宗白华美学思想与文化人格综述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中,宗白华美学既承接了中国美学源远流长的生命精神,又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美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现代阐释,形成了以艺术意境为核心、以艺术式人生为最终目标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思想理论。本文通过对宗白华先生美学思想核心问题,即意境理论的考察,以及其文化人格的现代阐释,肯定了宗白华先生具有独创性的美学研究与方法,提升了宗白华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与现代美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与意义。     

梁启超趣味人生思想与人生美学精神

梁启超将美学思考与人的建设、生命创化相统一,从生活艺术化、不有之为、生命春意、情感与趣味教育等方面建构了趣味人生的美学命题,突出了肯定情感趣味生命、关注人格精神完善的生命实践意向和以积极创造、融身大化为至美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趣味人生范式成为中国现代人生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和范型,对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的建构与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东美对现代新儒学审美化方向的探索

在现代新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三个方向中,方东美对艺术化(审美化)方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宇宙本体论中,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美学中"普遍生命"的艺术性,以之为艺术价值的根源与依据;在人格超升论中,他致力于建构包括诗人品格在内的"综合人格",将艺术精神的主体内在地包含在综合人格建构的努力中。方东美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美学,其哲学探索的主题是追寻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     

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灵性人格及其当代意义

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最高灵境映射着高尚的灵性人格。"歌德人格"和中国历史上的"晋人之美"是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灵性人格的典范。在宗白华看来,"歌德人格"是生命本体的象征,而"晋人之美"是宗白华理想人格的标本。宗白华美学思想中的灵性人格表现在他对本体生命的肯定,以及他的入世超世和"小己人格"上。这恰恰对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要超越物的有限性,回归精神家园。二是既要深入生命,感悟"永恒活跃的生命本体",又要静穆的观照生命,感悟生生之节奏。同时也要回归人的本质,热爱生活,追寻有张力的生命,呼唤自由生命。三是还要追寻无止境的超越,时时创造更高的新人格。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初探

辩证精神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的精髓,他以艺术体验为美学研究的切入点,独特地走出了散步美学的道路。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人,他对辩证精神有着极强的自觉性,他廓清了艺术与哲学、艺术与技术乃至历史与进化等诸种范畴的关系,在中西文化间实现洋为中用,古为中用,构筑中华新的文明、新的精神。也正是该精神使他的以艺境为核心美学思想建构在融合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同时,内在肌理也表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理化铸成。     

从形式之美到自由之境——宗白华生命哲学美学观的现代性

围绕宗白华美学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着“古典”与“现代”之争,尤其近年来随着焕活中国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呼声的日益高涨,对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宗白华美学来说,再次被越来越多学者重视,关于宗白华美学性质的认识也逐渐从单一走向深入,而对宗白华美学价值的肯定也从依附他者以获得自身价值走向对其自身独有价值的自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宗白华美学不仅仅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美学,它实际上融合了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和现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美学思想,并将它们与中国形上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建构了一种寻求生命境界的美学形态。这种美学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寻觅宇宙间的"美丽精神"--比较诗学视域中的宗白华形上诗学

深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精神三昧的宗白华以他独特的生命美学视角观照宇宙深邃的奥境,以宗教家的大悲心构建起一个映射天地诗心的有情有象的诗学体系,向我们开启了"由美入真"的幽邃之径,宗白华在实现其"世界美学"的理想范型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跨学科视域中建立将宇宙世界与心性、美学、宗教、伦理、科学、社会等领域完全打通的形上论,在跨文化视域中,以他生命本体美学观消弭"中国心灵"与"西方精神"之间的罅隙,寻觅人类心灵一体化的"美丽精神".其"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又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的入思理路为开创比较诗学的论域空间提供了醍醐灌顶般的神启.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艺海探珠求新韵——评宋生贵教授新著《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

宋生贵教授的新著《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在构建艺术美学理论框架时,高度重视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强调艺术的人文内涵与地域内涵,探讨艺术的审美特质与价值取向,由艺术与人的价值关系出发展开论述,将艺术审美问题与人类生存状况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当代艺术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尝试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该书也努力把中国古典美学中诸多仍具生命活力的精彩命题融入进来,增强了理论的涵盖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对艺术的全面把握。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历史唯物主义岂能谋取神学的支持——对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批评

洛维特致力消解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到极致的历史意识,试图恢复斯多葛的自然理念以克服现代主体主义。审视其以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悖理之处,将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观、进步观等基本观念扫清道路。     

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

杨维桢研究在新世纪10年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与20世纪相比,杨维桢的交游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文研究、书画及其相关研究数量大增。其中,对杨维桢思想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最高,诗文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重复研究居多,创新之点偏少,尤其铁崖古乐府研究出现困境,对杨维桢创作不足之处的研究偏少。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布罗代尔的“历史空间”论

布罗代尔以历史学家身份闻名于世,但地理因素在他的历史思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布罗代尔对地理学的认知,支撑了他的历史思考。他尝试在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将二者融会起来。这既是“时间地理学”的要点所在,也是“历史空间”的要点所在。其原因在于,布罗代尔深受其所处时代地理学的影响,同时强调“总体史”研究和建设一门“综合学科”。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这展示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融合。注重历史性、整体史与区域史、空间层次性和历史空间叙事,是布罗代尔对当下历史学思考的价值所在。     

六十年来毛泽东伦理思想研究的回顾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关于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来源、产生和发展,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毛泽东的道德实践观和道德评价理论,毛泽东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毛泽东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思想等方面。六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