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校”辨

《左传·子产不毁乡校》文中有“郑人游于乡校”一语,晋代学者杜预注“乡校”为“乡之学校”.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则释为“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近年来的若干选本就承用了这个解释.根据该书《凡例》的声明,“我们是用现代汉语解释古代汉语”,那么,这里的“乡间”“乡人”当然就该理解成“乡村里”“乡下人”了.于是,人们要问:子产时代,有没有“乡村学校”?有没有供“乡下人”聚会,议事、读书的“场所”?查《周礼·大司徒》和《汉书·食货志》载:周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可见,古代,“乡”是一级行政单位.先秦文章中,乡党联用,城邑对举,往往而是,并没有相当于后世“乡村”之义的概念.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     

摹天换日:诗歌的用典

据考证,用典的出现首先应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如同新诗用典大多是在一些历史暗示性强的、古意斑烂的情境之中.联系到《史》、《汉》入诗是用典的最初形态,就比较容易理解古人直称用典为“用事”、“隶事”和“使事”的原因了.如李商隐《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中佳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就暗用了炀帝逸游时放萤、植柳的历史故实.     

“君子之过”小议

初中语文第六册《太阳的光辉》一文引《论语·子张》语:“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亻币)之.”江苏人民出版社《初中语文学习手册》解释:“过,名词,过错.”这是可研究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这是一个比喻句.句中比喻词“如”把本体“君子之过”和喻体“日月之食”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君子之过”与“日月之食”之间存在着可比性,喻体“日月之食”意即“日月被蚀”,陈述的是事;本体“君子之过”陈述的也应是事,意应为:“君子错”,或“君子有错误”,“君子犯错误”等.不难看出,这里的“过”具有“动词”的性质.     

傣族婚俗中的文明世界初探

当我们读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时候,常在“封建领主负担”项目下,见到如下记载:“(土司)议事庭也是执法机关,可判定违犯封建法规的农民作苦役,或处以法规,如每年‘祭竜’,(即‘祭地方神’)前派出‘波勐’,到各寨检查有无“私生子”……若查有“私生子”,每人罚半开10至30元。”这是指勐海县的勐遮地区。(详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六》19页。)“结婚未满一年就生孩子,傣俗认为     

试谈社会新闻的特点及应用

社会新闻起源于何时?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王中同志说:“奇闻异事”,自古皆有。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古人记载这方面的事,有史书之“志”,有文学之“志异”和“传奇”。到现代,有了报纸之后,又被搬上了版面,供人们茶余饭后作谈资。据实物资料考证,一八五八年《中外新报》要求访员采访“里巷中事”。所谓“里巷”实指社会之一角。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就报道了许多“里巷中事”,有孝子节妇,有悍妇泼媳,有邻里纠纷,有公堂诉讼等。用今天的话     

柳宗元“势”的社会历史观

柳宗元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有他的独特见解,这就是重“势”的社会历史观。他把客观发展的趋势或形势,作为观察社会历史问题的立脚点和线索。从社会历史本身存在出发认识社会历史。所以称它为势的社会历史观。柳宗元关于“势”的概念的提出,是在他有名的《封建论》中提出的。在其他涉及社会历史问题上的论著中,也都贯彻着这个思想观点。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明确提出以“势”来论证社会制度时,有这样几段:“无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诗骚疑义五例

寤寐思服 《诗·关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释”思之也,郑笺释“事也”。后世多从毛传而无(?)(?)(?)释“服”为“思之”,先秦典籍中并无旁证(?)(?)(?)(?)(?)。“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春秋时代(及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问熹《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的极是。释“服”为“思之”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服、甲文、金文、篆文形体大同小异,皆为强迫奴隶从事劳作之意。故《说文》释“服”为“用”,《尔雅》释“服”为“事”,《广雅》释“服”为“行”,为“任”。杨树达先生在其《积微居小学述林》“释服”条中,考证甚详。(?):“古文服字皆用为职事之义,故旧诂多训为事,此事字,当如今日通言谋事之事。……而综合彝铭,诗(?)《书》诸例,以职事释之云。”看来先贤释“服”为“事”实为的解,并无释“服”为“思之”者。 或以《尚收·康诰》“要囚,服念五六日《论语》释(?)(?)思之证,而服念之服,仍以释”事“为官服念(?)“从事思考”、“进行考虑”服念二字虽连文,却非联合关系,实为动宾关系。新《辞源》不从旧注,释服念为“反复考虑”,态度是审慎的,解释是合理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曹道衡一清赵翼《二十二史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提到了丁贵嫔死后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关于墓地事件的纠纷，认为属于“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之例。的确，这件事不但在梁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对研究《文选》编...     

楚骚证解

讲读《楚骚》,对旧注有所未安者,求证于民俗、考古和古文献,间有所得,作《楚骚证解》,以就证于方家。 1.《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按:《天问》这一问,解者均失其原意,如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楚辞章句》) 按:《天问》传言“女娲有体”,并未及“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的传说,增字解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诗·硕鼠》“三岁贯女”考释

《诗·硕鼠》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古今学人为之注释者不少,似乎已成确诂,无可怀疑了,其实不然。 就拿“三岁贯女”来说,就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传统的解释,“贯”有“服事”“侍奉”“侍养”之义。《康熙字典》“贯”之义项中有“又诗魏风‘三岁贯女’,《传》贯,事也。”由此可知:汉儒所著之《毛传》是对“贯”字作如此解释的始创者,后世学人皆沿袭旧说。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王力《古代汉语》,新版《辞海》,无不如此。 查“贯”字本无“事”义。许慎《说文解字》云:“贯,钱贝之贯,从母贝,古玩切。”     

从太伯奔吴到越徙琅琊的考古学考察

太伯仲雍奔吴揭开了吴国历史的序幕,先秦典籍如《穆天子传》、《论语·泰伯》、《楚辞·天问》、《左传》、《国语》等对这件事都肯定不疑,但又都未指明太伯仲雍倒底奔到了什么地方。到了汉代这个问题变得明朗起来了,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周本纪》:“二人亡如荆蛮。”王充《论衡·遣告》:“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韩婴《韩诗外传》:“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西汉学者几乎都认为太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茗菜与苔菜考辨——兼谈茶事之起源

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     

南宋四川历任制置使

宋南渡后,蜀去朝廷万里,“三军之司命,生灵之寿脉,皆系一帅”,(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代替中央在四川六十州行使节制大权的安抚制置使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弄清历任四川制置使的情况,对于理解蜀事的变化由来,关系极为重大。清代学者钱大昕曾以“四川制置”为题,详考绍兴以后历任四川制置使的姓名及其任职岁月,(《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为我们勾画了南宋四川制置的大体轮廓。吴廷燮继又编制《南宋制抚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更进一步充实了钱氏“四川制置”的内容,则南宋四川制置的考证日臻完善矣.     

《新唐书》“文省于旧”疑义举例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是指它记载的历史比《旧唐书》要丰富得多,而文字却要少得多.但是,《新唐书》的许多“文省”是刻意为之,故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新唐书》在把一些史实重新改写时,不顾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有不同而将其硬扯在一起,亦被后辈学者所质疑和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