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日本右倾化发展动向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右倾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讨论集中于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学术界多认可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事实,但对于日本社会是否已经右倾化却存在不同认知。究其原因,既跟日本社会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也跟衡量社会右倾化标准的模糊性和隐蔽性有关。日本政治右倾化以“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形式影响着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一,右倾化的政界人士和政党以政策结果影响日本社会各行为主体,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二,社会各行为主体的“无意识的右倾化”客观上掩盖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第三,民众的“偏好伪装”行为主观上否定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随着政治右倾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或将以更加显见的方式呈现。     

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或目标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着"同一性"特征,且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实施政治右倾化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含有民族主义成分,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具有民族主义特质。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     

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

日本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政治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成为"正常国家"。其形成的原因有:东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安倍本人政治保守主义色彩。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世界、亚洲和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直面应对,并做出有效的反制,同时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论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体系

大战略是一战后西方军事理论界提出的新概念,二战后广为流行,并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削弱并击溃苏联东欧集团,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赢得冷战的胜利,制订并实施了以遏制战略为核心的大战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战略体系。在这个战略体系中,位于顶端的是遏制战略;其下是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等各领域的分类战略;这些分类战略的子战略或曰具体战略,诸如威慑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等,则为第三层次的战略。遏制战略以各分类战略及其子战略为依托,统领着众多分类战略和子战略;各分类战略和子战略则依据遏制大战略制订并以遏制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该大战略体系在促使苏东裂变、结束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会议与日本右倾政治分析

日本会议的存在,是日本近年来政治右倾化的根源之一。日本会议对当前的日本政治有很深的渗透。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保护日本之会"和"保护日本国民会议"两组织,其渊源是右翼宗教"生长之家"。日本会议被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协议会"操纵,因此可以认定是一个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与安倍晋三互相利用,安倍实际上成了日本会议在日本政界的代言人,日本会议也是安倍依赖的政治基础之一。当前日本会议面临困境,该组织的右倾思想和民族主义主张与当今全球化的大趋势并不一致,与安倍的内政与外交目标也并非完全趋同,甚至与其宗教"母体"生长之家的新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今后日本会议与安倍内阁的结合出现松动,不但安倍的右倾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收敛,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将受到一定遏制。     

日本海:中国对日地缘战略新转向

中日矛盾的双重性、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性以及日本的大陆战略传统,使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对立和竞争具有长期性,而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又使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对立和竞争表现出严峻性。为此,中国应提高对日斗争1的战略性、全局性和主动性,落实在地缘战略上,即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也是日本海相关国家以及日本海在未来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当前对日斗争中,中国应以东北地区为前沿,将对日斗争的主要区域从东海转向日本海,同时巩固自身在日本海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存在。本文认为,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向在近期着眼于中日关系,长期则放眼于地区和世界政治的大趋势。     

十年来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从东亚共同体到两个贸易协定

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几经波折,东亚共同体构想被搁置,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因为国内存在不同意见而进展缓慢,目前又启动了日中韩自贸协定谈判。这反映出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调整过程中进行战略选择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其试图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东亚政治、经济现实,使日本搁置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但其加强东亚经济合作的思想并未改变。日本对美国"重返亚洲"主导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向。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综合考虑,推进对两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将是日本今后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     

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日本大战略观念变迁——《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述评

塞缪尔斯教授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一书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因素,全面、清楚、准确地梳理了日本近代以来围绕着大战略的思想论争和共识演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塑造日本大战略的因果关系框架,是下一步十分重要的课题。     

翻案、修宪、扩军: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动向评析

安倍内阁的右倾化内政方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彻底摆脱战后体制;不断挑起事端,借此强化军事力量。安倍内阁执意大力推进上述政策,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从大的方面思考,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日本国家利益考量的背景,还包括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以及安倍个人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     

《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介绍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的一部新作《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王希亮研究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撰写的这部关于日本政界战争观的专著,从丰富的资料人手,详尽分析了日本的战后政治走向以及政治右倾化的轨迹,揭示了影响日本政界战争观和历史观的诸多因素;同时针对不同时期日本对内对外国家战略和决策的变迁,解剖了日本军国史观和皇国史观对战后政治的影响;另外,还涉及东亚的冷战格局、日本的战略地位、美国对日本的操纵和控制等。通过全方位的分析和…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看政府战争史观之变迁——以2000-2010年度的实例分析为中心

作为历史认识的集中体现,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其意义毋庸赘言。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和修订虽在阶段上呈现"改恶"与"改善"交替进行的状态,但在整体上呈现为全面右倾化的趋势。本文参考日本政府的审定意见,对比教科书修改前后的异同,用文本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其右倾化倾向的存在。     

论当代日本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

本文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在当代日本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笔者认为,在本世纪内,日本决策集团将只能在政治现实主义流派与军事现实主义鸽派的主张之间作出战略选择。在本世纪内,日本将在军事上谋求地区性军事大国地位,其防务费将不会超过GNP的1.5％。在外交上,日本将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并谋求全球性政治大国地位,以确保其在21世纪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从国民性视角看日本的右倾化现象

解析日本的右倾化现象,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从国民性的视角来看,对一种思想表现的界定无论是"右"还是"左",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是一种价值观的甄别,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日本的右倾化现象,既是日本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然,亦是日本人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寻求文化自我认同的表现,更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投射。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构想与实践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新焦点,而掌握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已然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此展现出较强的"积极性"。日本将建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视为外交新任务之一。在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日本主要强调"三化一可"("自由化""公开化""无差别化""可信任")的理念性原则,以突显其在规则设计上的"高质量和高标准"特征。在实现路径上,日本在双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同盟",逐步将自身设想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现实规则,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能力建设,提升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相关的基础性战略辅助。日本希望以数字经济治理议题为切入点,"以小推大",构建所谓"大国"政治形象,对外彰显"大国"政治影响力,对内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其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创造基础性条件。但囿于国内经济界的意见与设想、日本自身的外交能力与影响力、对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博弈格局的嬗变等多方面因素,未来日本数字经济政策取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日本对外经济战略调整动机及其对华启示

安倍晋三二次拜相后,日本开启了本轮对外经济战略调整。本轮调整呈现出了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普世化、追随美国全球经济战略调整、重视务实性区域合作等三大特点。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刺激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化。当前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际竞争、国内改革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动机考量。分析日本战略调整的特点及其本质,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