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在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歌的论争中,学衡派对白话诗歌批评集中在白话可否入诗,以及格律可否偏废这两个主要方面。学衡派认为诗歌语言应是工具和本体的统一,反对白话入诗;认为格律为诗之本能,诗歌必须坚持格律;坚持"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观点。学衡派的诗歌观与其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古典主义"一、多"学说有渊源关系。     

“学衡派”与五四时期文化新旧之争

本文就"传统与反传统"、"西化与伪西化"、"知识贵族与平民主义"等主题,讨论了"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所作的批评。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鲁迅与学衡派

80年前,鲁迅针对《学衡》杂志第一期作出了对学衡派的评价,虽然学衡派并未正式对鲁迅言论进行反驳,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今天,重新反思这场论争,可以看到鲁迅与学衡派的分歧决非私人恩怨,而是分别代表了文化转折期相反相成的两种思想倾向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前者站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现代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革新,创造新文化;后者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准绳,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站在21世纪的开端,思考这两种文化选择的意义与局限,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将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论学衡派的历史错位——反现代性

学衡派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提出了他们“道德救国”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所受到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有关。他们所主张学习、保存的“中西文明”,大多是前现代思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就变成一种反现代性思想。这就与中国现实社会强烈要求发展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这是包括学衡派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被冷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此一研究命题的提出,将别开生面地触及到意味很重的中国文学理路生变之历史图景及满溢张力的多重文化视境之极致外射。这里极有必要勘探三大隐而不彰的文学现象: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二是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境遇投射,三是人文精神危机与古典主义审美传统之现代审视。此一视角撰写的初衷在于:首先着眼于凸显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对自身古典传统文化资源之吸收、转化与应对,依然秘而不宣地保持着某种根本性的承袭与审美认定;其次则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坛中这股被多数人盲视的古典主义思潮之历史现状、生变流迹及递嬗变迁的显现范式,提供了一种绵密而深邃的现代性反思、检视与批判之向度与深度。     

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

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一股潜在的重要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它在中国的命运大可分为译介、传播、接受、误读、尘蔽、沉寂与敞开的消长沉浮阶段。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四个问题面向的现代性综观:一、古典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契机;二、学界对古典主义的偏误性解读;三、古典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合理之处;四、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研究概况及尚待拓展的研究空间。通过此一论题的考察与把持,让一度被遮蔽、低视甚至隐而不显的古典主义思潮出场,为人们所知晓。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对“民主”与“独裁”的选择

国民党改组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从国民党内部分出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主张与国民党中央存在着差异。二者关于统治方式的分歧尤为明显,国民党改组派主张实行"民主"政策,国民党中央在训政的掩护下实行"独裁"统治,但却共同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二者的分歧终以国民党改组派的彻底结束而消亡。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试析新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演化——论学衡派、梁实秋等对新古典主义的引进与中国化

新古典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思潮,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中处于边缘性地位,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新古典主义思潮通过与主流文学形态进行坚决的论战,奠定了其在当时文学流派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这样一道大门,即那些坚持中华古典文化的学者和文学家可以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民族危机下寻求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来进行民族文化的改良.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古典主义源流考

通过对古典主义发展源流的论述,大致梳理出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渊源：源自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经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整合,在20世纪形成了一种淡去古罗马政治理性而更强调古希腊道德理性的古典主义。白璧德的这种古典主义实际上脱离了政治的目标,是一种以批判现代性、重建古典审美人生为旨趣的文艺。这种古典主义在20世纪20-30年代经由学衡派与新月派的先后努力,终于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在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吴宓的道德观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问题上，吴宓等学衡派人物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侵扰，吴宓等人的思想文化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在新文化的建设上，还是在文学、教育以及道德领域，吴宓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无论是在他的个人生活，还是文学观点、学术主张中都有对道德的特别强调，在今天这样一个被普遍看做道德滑坡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并不是守旧势力的同义语 ,需要对之归类析别。保守派只是反对派中的一部分 ,他们极力卫护传统伦理道德 ,反对思想和社会变革。梁漱溟和“学衡”派诸人分别代表了反对派中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 ,他们维护儒学的基本价值 ,力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文化作出适应潮流的评定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