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

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 ,而非历史学著作 ,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 ,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 ,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 ,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 ,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 ,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 ,《春秋》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关于我国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新探

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在谈到这门学科的源头时,都是从商代(有个别学者主张从夏代)讲起,从史官讲起,从《尚书》《春秋》讲起.在这些论著的作者看来,(1)、至商代才有(我们至今所知的)文字可考的历史,有文字才有文字记载;(2)、商、周两代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史家;(3)、《尚书》《春秋》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两部史籍,当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中国史学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事实上,史学不是到商代才有,它的起源比商代早得多;商、周两代的史官不是史家;而且,《尚书》、《春秋》两部典籍也不是史著。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释太史公自叙成一家之言

《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的《报任安书》,都述其著《史记》是“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家于此无注。小颜注《汉书》,也空而不解。后世学者,中心习于史书记事的道理,多不注意此语,而不知此“一家言”之语是太史公明其《史记》一书性质的关键语言。裴氏《史记集解》等三家,疏忽此“一家言”之真义,所以只看太史公“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     

学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中国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研究受到了社会变化的影响。     

三代史官传统与古史传述方式

三代史官文化具有巫史合一、瞽史一体的传统 ,《尚书》的文体的记言及其巫祝色彩表明 ,瞽史巫祝的言语为后世各类文体的渊薮 ,而《尚书》篇章的韵文化现象 ,也揭示了三代“史”、“诗”形态重叠源于瞽史一体的传述方式。     

《文献通考》六评

一、《通考》的写作目的和宗旨，是想说明历史“会通因仍之道”，同《通典》大相径庭《文献通考》的写作目的和宗旨，在于“融会错综，原始要终”，以究其“变通驰张之故”，实有别于《通典》。写作《通考》的意图是想说明历史“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撰修《文献通考》的意...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

一王夫之(1619-1692) 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很多,其中历史评论著作有早年写的《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广传》等书,和晚年写的《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巨著。早年写的书虽名     

孔子作《春秋》考

<正> 一、问题的提出早在五十年代,周予同先生就提出“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问题;七十年代末,在他逝世之前,又强调指出:“疑问还没有为科学研究解决以前,要做到客观地深入地估计孔子的历史功罪,恐怕也难……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解决的。”这些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令人遗憾。无论从孔子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史学的角度来看,弄清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都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据史所载,孔子曾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认为自己的历史功过主要在于《春秋》,所以断言后人将据《春     

试论《战国策》的小说因素

我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常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这些历史著作不是以纯粹客观的、“忠于史实”的、毫无“虚构”的笔法写作而成,而是常常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展现历史风貌、反映历史真实的。因而这些史书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成就并称于世,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提供了范例。我们认为。先秦的许多文学价值较高的史学著作均可作如是观。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尤其是《战国策》,其历史价值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还是为人称道的。诸如“繁辞瑰辨、烂然盈目”“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之类,见出人们对《战国策》的推崇。但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它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试图探讨《战国策》的小说因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以期引起方家的注意。     

“春秋”用作时代名称的由来

<正> 现在的中国通史著作,于西周之后划分出一个春秋时期。但是,从《史记》直到清末的通史书籍,均以“周”来统摄今天所说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那么,“春秋”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是从何时开始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认识我国史学史中历史年代学的变化。我国是一个自古就重视自己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国家。如何命名已往的时代,是史学编纂方面首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便产生了历史年代学。春秋及春秋以前是以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来命名时代。西周人称他所取代的前代为商代或殷代,“商”或“殷”既是旅名,又是殷人国都所在地名,同时还是殷人所建王朝之名。商时人名其前代为夏也是这样。所以《汤暂》记载商人称夏代为“有夏”,《召诰》记载西周人称夏代为夏、称殷代为殷。春秋时人继承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周公摄政称王质疑

《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 周初定天下,武王即崩.关于周初这段历史,先秦典籍所载均无异辞,并谓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旦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君治天下.史家遂称此为“周公摄政”或“践阼称王”;历代学者也大都以为,确有周公摄位七年而致政成王之事.笔者在治古文字学的同时,颇留心于西周史绩.近年,研读《尚书》中《周书》诸篇,殊觉“周公摄政称王”之说,多有可疑之处.兹捃摭管见乃成斯篇以辨之,尚希士林学者幸以教之,匡其不逮.     

图书馆发展史小话

在我国,关于图书馆的起源,《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可见在周代以前已有藏书之举,不过没有载于典籍罢了,到了周代就设立了“史”官来掌管四方之志和三皇五帝之书。司马迁的《史记》更明确说到老子曾任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藏书的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利国,得读一百二十国的藏书,楚左史倚伯能读三坟、八索、九丘。墨子也说,他自己曾见过百家春秋。当时图书馆之多,藏书之丰富,于此可见。     

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

一部春秋史,主要是强国争霸史。正如南宋学者叶适所说:“故《春秋》因诸侯之史,录世变,述霸政。”对霸政的研究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孟子较早地把“霸政”理解为与“王道”不同的政治文化,“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其后,荀子著有《王霸》篇,继续探讨王道与霸政的关系,得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的结论。从此,“王霸之分”成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命题。本文拟从天子、霸主、诸侯关系入手,对春秋霸政的一个侧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