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的文人映像及文学生态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气象万千、文人云集,独特的城市景观使文人产生深刻的精神映像,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等历史条件造就桂林“文化城”蓬勃多元的文学生态,“文化城”中的作家群落具有强大的精神合力,文学生产呈现出丰富的美学蕴含.桂林“文化城”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生态的内在关联留给后人很多回味与思考.     

发现与输出中国少数民族文论

中国文论是由汉族文论和少数民族文论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文论具有独特的文论思想体系,不能为汉族文论所包容,是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多元共存的研究格局中,方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文论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但长期以来,中国文论研究往往侧重于汉族文论研究,甚至把汉族文论等同于中国文论,忽视了少数民族文论的研究。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国少数民族文论的价值。     

论明代广西的商品流通

明代是广西商品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食盐、农产商品、手工业商品、土特产品几个方面考察了明代广西商品流通态势。由于明代统治者重视经济的发展,作为边疆地域的广西,农业、手工业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平台。由于交通网络的成熟,促进了广西商品的发育,而商品的流动多是依托以珠江水系,广东是商品流向的主要区域,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无市不趋东”的商品流通格局。     

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叙论——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历史缩影

明代在重视兴办学校和“教化为先”理念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交融日益深入,少数民族诗文创作进入了繁荣期,各民族文学的交融进一步深化。在中原文学的影响下,明代少数民族文人队伍持续壮大,以汉语诗文创作为主要形式的书面文学渐成主流,并以家族文学为单位呈现出团块式发展的局面。文章在介绍明代多元化的少数民族作家、家族式的文学创作群体等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概貌的基础上,试图再现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地域特色鲜明、诗歌创作中的宗唐倾向明显等风貌,并从民族文教政策、边地移民政策及科举制度等方面对明代少数民族诗文繁荣的人文生态进行考索,以期描绘明代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缩影,再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片段。     

壮族文人的形成及其近代思想演变

壮族文人形成于唐宋,发展于明清。它对壮族的进步和觉醒、崛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壮族文人从为官到为学,从科举到新学,从入仕到入俗不断演变,成为壮族民族、民主变革的先声。近代壮族文人的民族性、家族性和平民性,是壮族文人的鲜明个性,它与其他民族的文人相比,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成为壮族不断发展进步和走向近代化的引路人。     

明代京城巡捕营初探

京城巡捕营正式建立于明弘治年间,为弥补五城兵马司在京城巡捕方面的不足而创设,是明代京师治理的重要机构之一.学界普遍将京城巡捕营视作五城兵马司的附庸,或是在强调其与厂卫的配合时才稍有提及,对京城巡捕营的研究相对匮乏,以至尚未出现有关京城巡捕营的单篇论文.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展现明代京城巡捕营之建制、沿革、构成、职掌等内容,将明代不同时期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情况加以论述,试对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概况做一梳理.     

明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广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自汉代以来就通过海路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当前学者们关心的热点话题。目前关于广西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经济、文化效益,学者已经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但是,对于明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分析至今仍无专门文章进行研究,对其进行考察,有助于全面和深入了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对当今广西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皇太极的汉族文人政策评述

皇太极时期是清朝政权由武治向文治转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汉族文人对皇太极的施政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皇太极对于汉族文人的重视并不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的,而是存在着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天聪三年文馆的改制,天聪五年俘获张春,这两件事彻底地改变了皇太极对汉族文人的看法。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及人格重建

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忧世不治,忧民多艰;二是人生苦短的哀叹,超越生命的感叹.他们以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载体,积极干预生活,唱出了慷慨激昂的时代强音.建安文人不仅饱含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时代的背景之下,他们还有或隐或现的人格重建.本文也将对其动因和特质进行诠释.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明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

通过对官方统计的广西布政使司所辖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对未纳入统计范围的军籍人口数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数的尽可能推测,估算出明代万历6年今广西境内的人口至少已达到了400万人.     

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

明政府在与藏族的茶马贸易活动中,建立了官营垄断体制。本文拟对其形成的原因、过程及该体制内部的机构设置、经营管理、运作方式、方法等问题做一系统研究。     

明代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

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明朝兵部尚书王琼总制三边、安辑东迁后的 撒里畏兀儿诸部,至明、清之交。这一时期,撒里畏兀儿失去了自"黄头田纥"以 来的左右一方的相对独立局面,因受制于人而动荡不安、艰难求生,对今日裕固 族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广州的"达官兵"

明朝曾有大量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内附,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民族.明朝以优惠条件接纳内附者,将他们安置到全国各地,并将其中一部分编为世袭军户,称"达官兵".景泰、成化间,曾将一部分"达官兵"迁入广州,久之,这些移民成了世居广州的居民,成为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明代西宁李氏家族补阙

西宁李氏家族是河湟地区的一大望族,有明一代,李氏家族涌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依据新近查阅到的《李公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结合现有的李氏碑铭资料,以及《明实录》、《锦衣卫选薄》等史料中有关李氏家族成员的记载,对目前学界有争议的李文籍贯及族属、李南哥初授武职及李氏后裔袭职等问题进行辨误和补遗.     

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

本文以亦剌思、阿都儿火者等人为例,探讨明朝对入附的撒马儿罕回回的安置及这些入附人员在明政府中的作用。入附明朝的撒马儿罕回回人有十多批,明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北京、甘州等地。这些入附的回回人大体上享有与故元归附人员同等的待遇。他们与西域其他各地入附的回回人一道成为明代回回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明代甘青土官制度实施原因刍议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大都以西南土官为重点,对于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研究只限于简单的阐述.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自身的特征,它与明代西南地区的土官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何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学术界讨论的并不多.本文认为明代甘青地区之所以实施以流为主的“土流参治”制度,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民族文化类型不同;二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治理程度明显不同;三是明初西北、西南地区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同.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