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列夫·托尔斯泰对茅盾《子夜》的影响

托尔斯泰创作深深地影响了矛盾的创作。从选材布局、人物塑造、环境描写三个方面可以明显的看出矛盾对托尔斯泰创作手法的借鉴。其代表作《子夜》是充分学习和借鉴托尔斯泰创作的产物。     

茅盾的市民研究与《子夜》的思想资源

茅盾的资本家系列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语境。市民及其文学是茅盾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之一。茅盾研究了市民、市民文学、两种文学、中国市民文学等概念,认为都市、有产、工商是其基本要素。茅盾《子夜》的思想资源是他的市民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概念的合理延伸与发展,也是《蚀》的发展,是茅盾心灵中挥之不去的市民—资产阶级现代工商产业意识。1933年《子夜.后记》客观体现诸。茅盾1939年关于《子夜》的创作谈和1977年的后记,是对《子夜》创作思想资源的自我加述,间离与陌生了事实,体现的是中国现当代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演变的轨迹与缩影,妨碍了对《子夜》主题的研究及其当代意义的开掘。     

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绘——论茅盾的《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

茅盾的《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概括和细腻入微的艺术刻画,史诗般地再现了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子夜》新论

《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甚为重要的一部站在近代人文精神立场上，真实而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文明对古典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的成功之作，它以最能集中体现“中国近代人”伦理范型特征的人物典型的塑造为中国“人”的近代化之探索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在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新视野下的《子夜》解读

作为左翼文学的扛鼎之作,《子夜》在近30年以来却被认为是主题先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通过对文本的再解读可以发现,《子夜》既有政治理念左右下的鲜明痕迹,又是作者的艺术感觉和生活经验化育的结晶,而且政治理性与文本实践之间既有关联也有裂隙。浓厚的经济现代性的悲剧意蕴,文化、伦理、阶级、民族等多种视角与维度的纠结互生,都突破和超越了左翼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子夜》是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巨型存在,其内涵绝非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写作的裁决所能穷尽。     

《子夜》与《家》的艺术比较

本文企图通过对《子夜》与《家》的艺术比较研究,将茅盾与巴金的比较研究这块空白提到世界汉学家们面前.本文的构成是:《子夜》与《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艺术风格的比较;艺术视角的比较;结构艺术的比较.     

茅盾《蚀》神话模式的象征和文学史价值

茅盾在《蚀》三部曲的深层结构中,首创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为整体性象征的隐性神话模式——构建了象征世界中,命运三女神与其他神祗,同神界安危相应的生命树的关系网络。小说的整体象征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危局中,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生死理念,以及凤凰涅槃般的重生。这使茅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该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姐妹神祇的瞻前顾后——茅盾《蚀》三部曲的神话模式解读之一

《蚀》三部曲构建了象征世界中命运女神与其他神及同神界安危相系的生命树的关系网络。文章从上海地域文化和语言切入 ,联系茅盾对中西神话、文学的比较研究 ,依次展开求证式解读。本系列为长幼命运女神定位 ,阐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与神话模式主旨     

女性解放与《子夜》中的女性生存状态

把<子夜>众多女性形象置入女性解放视野之中就会发现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出走的女性;二是徘徊的女性;三是回归的女性,她们可以说都是女性解放的产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     

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从新感觉派到"身体写作":西方经验的渗透及回应

现代性的体验是与审美现代性相关的。本文分析了以资本发展文化观念为代表的西方经验,具体分析指向了文本、文学经验、人的生存体验等。其中对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进行了例证分析。     

现代女性步履的真实文本——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同时代女作家创作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2 0至 30年代现代女作家小说创作和茅盾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特征的比较分析 ,提出文学史上的男性主体作家 (从数量上来说 )中 ,取现实主义的客观、严峻态度进行创作的部分作品 ,有可能成为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鉴本     

诗与思的飞翔——从创意写作说起

文学写作基于复杂的生命体验,是感性的、灵魂的,也是语言的、技艺的。创意写作主要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从写作经历和实践出发;而文学的本质和基础则是诗性,文学应是作家的诗性创造,艺术批评同样应忠于诗性原则。诗性是丰赡、深广而曲折的,要求作家既要关注西方诗学的理性与逻辑,更要尊重中国诗学的感性、感觉与意象,是诗与思的融合,不能执于一端。作家既要热爱真理正义,也要忠于艺术原则;忠于艺术原则是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而放弃艺术原则,也意味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从女子革命到克鲁泡特金——《天义》时期的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

20世纪初期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周作人影响甚深。留日期间 ,周作人成为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的主要作者 ,在女子革命问题上逐渐接受了“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 ,强调私有财产才是女性问题的根源 ,从而以社会革命作为女子革命的最终解决手段。同时 ,他还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从革命精神和文学理论两方面介绍了克氏的主张 ,从而为后来五四时期提出的带有无政府色彩的新村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反叛到皈依——论余华小说的家庭书写

面对中国家庭伦理,现代作家理性批判而又情感依恋,余华则不再矛盾.余华逐渐摆脱童年的记忆,从小说<活着>开始,从对家庭的彻底否定转向全面认同,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建构重估后再次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后期作品并没有从先锋走向民间,而是延续了一贯的先锋风格.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革命观的演变和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的革命观并不完全相同。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诸要素均有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科学革命观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革命重心,导致了种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革命以崭新的内涵,使革命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从机械论到整体论:科学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近现代科学是以机械自然观作为基础的,由此形成相应的方法论原则。实际上,自然存在整体性的方面,由此将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原则应用于认识自然时就存在欠缺,很大程度上不能体现自然的整体性,造成环境破坏。鉴于此,科学研究需要从机械论走向整体论,探寻新的方法论原则,以获得对整体性自然的更加正确、全面、系统的认识,以有利于环境保护。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