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晚明文人养生的身体再现与口语传承

晚明时期文人编撰了大量养生专书、日用类书和养生手册等,成为传承养生文化的重要力量.晚明养生文本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文人群体以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商业化为契机,将前代带有浓厚宗教、方技色彩的养生思维转换至广大下层民众之间,使晚明养生呈现通俗化、简明化的趋势.     

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 ,其负面作用促就了晚明政派党争和文人结社的进程。即 ,一方面 ,由于受相权膨胀、专制肆行及言路阻塞的束制 ,阁、部之争演变成了党派与宦官势力的角斗 ,言论自由的回拨 ,又催促了党争的激化 ;另一方面 ,严酷的政治环境 ,使许多落魄文人无可奈何 ,只好远离政治旋涡 ,退而结社 ,觞咏酬唱 ,致使晚明文风亦为之大变。     

论晚明拟话本创作中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的融合

拟话本发展到晚明,在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商业意识与文人意识融合的现象。作品常常通过以市井题材表现教化主旨,以市井社会为背景表现封建伦理道德,将市民与文人的理想、道德、趣味相调和,将话本模式与文人个性风格相融合等方法,达到既满足市场需要,又体现文人作者创作心理的目的。     

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

明代以前 ,大多数贩运商行踪不定、四处流动。明前期 ,各地商贩已有落定迹象 ,中叶以后 ,商贾定居经营与日俱增 ,几成潮流。尤其是徽州商人 ,流动最广 ,常以集团军的形式落居各地。考索商人定居之自觉动机 ,既有求安定的民族心理的作用 ,更是市场吸引和利益驱动使然。追究更深层原因 ,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变化之结果。行商定居化的趋向与实践 ,造成了全国各地大小城镇市场多为外商占据之局面。外来商人定居化现象明显。封建社会人们居住场所和行为场所的变化 ,既是对社会变迁的适应 ,也是复杂社会渐变的一项指标     

女务外学:晚明妇女的名士化倾向

晚明的妇女生活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转向,诸如妇女不务女红,只好诗书。闺房之中,都无针线箱,但有图书箧。而闺秀吟诗与名媛念佛现象的出现,更是女务外学的典型例子。至于妇女不安于闺房,而是外出与文人士大夫交往,或者刻意模仿文人的生活习气,追求名士一般有致生活的风气,无不都是当时妇女名士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晚明顿悟渐修并重论的兴起——以阳明后学周汝登为例

顿悟渐修并重论在晚明学界修正狂禅流弊的过程中兴起,得到多数阳明后学与禅宗学人的认同。周汝登为阳明学浙中学派代表人物,倡导顿悟渐修并重论。在周汝登看来,因为道是不可分割而必须一次完成对其领悟的,也就是要顿悟。但人受习气熏染,而习气是经验的组合。因此可以通过不断的修养而加以净化。故需要在悟道的基础上有渐修过程。这一理论虽有向朱子学回归倾向,但未摆脱顿悟,故仍受朱子学者批评。     

绮丽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以晚明小品文为考察中心

晚明小品文绮丽审美风格赓续南朝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传统而具有新质。在思想格调层面,它躲避宰制儒家崇高精神所标举的明道、宗圣等规约,注重个体极致性的审美愉悦,日益表现出唯美—颓废精神;在创作主体方面,由有位的士人转变为山人、处士等身份低微的士阶层,进而题材内容告别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性的小叙事;在感性形式方面,它于长行文字八股时文文体之外,大兴独抒性灵的短札书牍等,极为注重以女性化的譬喻方式为代表的细节描写。这些新变不仅表现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审美自由,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文人文化,而且将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阳刚的崇高审美风格转变为阴柔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表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中人与文的觉醒,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晚清人士谈新式企业管理弊端

晚清人士分析了新式企业运行中的各种弊端。他们批评政府以行政权力处理企业经济事务,使企业沾染了封建衙门作风。他们指出官办企业机构臃肿,不讲经济核算,舞弊贪污严重,效率低下;批评官办企业创立与经营过程中的人治现象,指出了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他们揭示了官督商办企业因为官方干预而产生的各种弊端,指出了企业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严重失误和弊病。他们还分析了官商合股的商办企业存在的家长制管理缺陷。他们对新式企业弊端的批评反思,极大地推进了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