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缘关系影响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发挥影响,农民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调研得到的数据,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分析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地缘化、亲缘化特征,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农民职业搜寻成本,正向影响农民转移就业决策;并且在中国市场化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劳动力地区间转移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每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针对此现象,在探讨产业集聚机理的基础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所带来的效应.模型的仿真结果表明,若考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摩擦时,则随着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率的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和地区差距均可能会出现增大的趋势.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

本文基于1995~2013年中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村级数据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入对农村民事纠纷、违反治安条例及刑事案件有着正向显著性影响;相对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沿海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贫困发生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力闲置及基层村干部数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流入劳动力的监管,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减少农村贫困群体,对维持农村秩序至关重要。     

FDI、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

本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布局变化的事实,并分析了推动中国产业布局变化的力量。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中国产业地方化和地区专业化程度都在加深。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和推动产业集聚的力量在本文的经验分析中得到部分支持。同时,经验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变得更加强大和显著。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竞争力灰色关联度研究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对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越来越重要.本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度,并对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四省市产业集聚与区域竞争力的关联度进行测算,得到江苏的产业集聚度变化与区域经济竞争力变化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江苏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相关度为0.827,大于广东、上海和浙江.     

产业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当前,产业集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产业集聚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已被证明。本文从研究产业集聚的内涵出发,阐述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并试图在分析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关系的基础上,就如何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提出了相关对策。     

产业集聚与开发区建设

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直到其理论的形成,大致划为三个阶段。产业集聚理论分析和产业集聚实践效果促进了各地的产业集聚的发展。我国各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正是一种期望达到产业集聚效果,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浅析南通纺织产业集聚发展

本文在南通纺织产业集聚现状及其发展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南通纺织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以利于更好地促进南通纺织产业的发展。     

积极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向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这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改变着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状况。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一些新趋向,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趋向,无论是对城镇化进程还是对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本文主要从政策运行过程讨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已有的研究 (杜鹰、白南生等，１９９７；宋洪远、白南生等 ,２００１)表明 ,政策和体制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调查中也时常听到流动劳动力的抱怨 ,外出期间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歧视。要全面深刻揭示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回流的现象及其原因 ,就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和分析。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依据２００１年６月对东部发达地区山东威海、江苏常熟等市和同年７月对中部核心地区河南、湖南两省的三县两市 (郾城县、邓州市 ,临澧县、嘉禾县、浏阳市 )的实…     

农村环境污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全国百村的实证分析

伴随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正日益引起关注.为摸清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基本现状并分析环境恶化的影响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对村级环境污染现状进行抽样调查,共调查了5省101个村.调查结果表明, 在所调查的样本村中,过去10年当中农村环境恶化的村占44%.实证分析表明,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城镇化或人口居住地的集中等因素对农村环境有显著负面影响,而政府整治农村环境措施和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当地环境的保护.如何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农村环境监管与治理,使农村发展模式向自然和谐型转变是未来农村发展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     

要努力做大做强农村劳务输出业

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以及现代农业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大做强农村劳务输出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既是农民实现脱贫致富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二氧化碳强度减排目标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驱动力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内生性特征和终端消费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规律性变化两个基本理念,通过对先进经济体发展经验的实证分析和对我国经济投入-产出结构的分析,量化分析了消费规模及其结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效果;预测了纯消费拉动下我国未来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与二氧化碳强度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消费规模的扩大与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2)为完成碳强度减排目标,必须通过能源需求侧管理项目的实施,引导人们向"低能耗、低排放"的消费模式转变.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本研究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及其决定机制。本文的理论假说如下: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还存在制度歧视,劳动力市场依旧是二元性质的。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基于产业结构的城乡统筹劳动力配置模型

本文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人手,借鉴已有的模型,对影响劳动力配置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结合城乡统筹就业的特点构建了劳动力配置模型.最后,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此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Intersectoral Labor Mobil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hanges in the U.S. economy over the past 50 years has been the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Between 1950 and 2000, service‐sector employment grew from 57 to 75 percent of total employment. However, over this time, the real hourly wage in the service sector grew only slightly faster than in the goods sector. In this paper, we assess whether or not the essential constancy of the relative wage implies that individuals face small costs of switching sectors, and we quantify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in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We specify and estimate a two‐sector labor market equilibrium model that allows us to address these empirical issues in a unified framework. Our estimates imply that there are large mobility costs: output in both sectors would have been double their current levels if these mobility costs had been zero.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demand‐side factors, that i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movements in product and capital price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Concentration of the retail sector and trapped brand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growth in concentration of the retail trade has influenced both the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s of brands within the FMCG industry. Three mature markets within the FMCG industry—tea, toothpaste and dishwashing liquid—are examined over a 13-year period (1982–1993). The study compares the strategies of dominant brands in these markets against those of second tier brands. Four key brand strategies—advertising, distribution, number of brand variants and pricing—are closely examined.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in the strategic profile of dominant and second tier brand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roup of brands, termed ‘trapped’ brand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as a consequence of consolidation of the retail trade.     

锁定模型和企业集聚分析

集聚是指在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近年来,全球制造业在向中国聚集的同时,制造业在我国各地并不是均衡发展,在空间上明显存在企业集聚现象,如深圳、东莞、江苏昆山、浙江嘉兴等地。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在对企业集聚现象进行一般理性分析基础上,利用锁定模型及现金流贴现模型进行模型分析,其中将影响投资决策的相关因素分解为显性的静态因素和隐性的动态因素。最后,本文认为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在改变显性静态因素方面难以有较大差别情况下,不断改善隐性动态因素是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项目和发展制造业应采取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