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齐文化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

阴阳五行思想肇始于齐文化。齐地八神崇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阴阳五行思想起源的重要线索。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原始质素在八神崇拜中已有所体现,这为后来阴阳五行思想在齐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及其历史地位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主要见于现存《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等文献中。四时教令是阴阳家不同于诸家而特有的观念 ,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阴阳家根据阴阳消长和五行运转说明天地自然生态变化的机制 ,并通过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清理出一个有序化的生态系列 ,由此制定人事活动必须遵循的生态律令。阴阳家以顺应阴阳五行为其生态理想 ,具体通过“序四时之大顺”来实现。阴阳家的生态模式总结了先秦农业生态的有关知识和经验 ,具有自己的思想特色 ,并推动了中国古代生态观念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近代天主教"特兰特体系"虚实考论——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考察基点

"特兰特会议"和"特兰特体系"是两个既有密切关联又有迥异差别的历史概念,但人们往往把"特兰特体系"中的一切内容都和"特兰特会议"联系在一起,其结果便是对中世纪晚期以来的西方天主教会史产生各种误读.通过对<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这部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特兰特会议的主题是有着明确指向的,其教规教令基本上都是围绕新教问题而制定的.而"特兰特体系"却将特兰特会议放大为一应俱全的法宝,这是罗马教廷对特兰特会议成果解释权实施垄断的结果.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郭店楚简《太一》四时与四季概念

郭店楚简《太一》上半部分"太一"成岁之过程,基于古人对周年天象运行与天气变化之观察,且具体描绘出春秋战国时期天象与江南地区气候的状况。也就是说《太一》所言并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有着客观根据的精致理论。     

从《子夜四时歌》看南朝五言乐府的演化

作为南朝五言乐府代表的《子夜四时歌》,以其整饬的五言四句组诗形式备受关注。虽然前代不乏五言四句乐府,如《子夜歌》,然而句子的体式、节奏、造语、情感表达都未如《子夜四时歌》那样形成较为统一的范式。深入考察《子夜四时歌》,可以看到五言乐府以四句的形式固化成为一种体裁,要点在于体制、表现手法及其诗人意绪的沉淀三个方面:体制上主要体现在渐趋定型的五言四句句式、偶对的频繁使用、造语的固化模式;表现手法上则以叙事转变为抒情,作者自我意识的隐退使得短小的诗歌可以产生更多共鸣;而主题中时序节物与情感的对应使诗人意绪渐渐沉淀为后世足以祖述的对象。可见《子夜四时歌》当为后世五绝产生的关捩。     

董仲舒"忠"思想研究

董仲舒适应西汉"大一统"政治形势的需要,把"忠"的专一性提高到了哲学层次来认识,为在思想上论证"忠君"的合理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在董氏的哲学词典里,"忠"是道德的根本,臣民对君主之"忠"是确定的、绝对的、不讲任何条件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董仲舒的"忠"思想为后世"愚忠"思想大发展开了先河.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试论我国古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它的确立经历了“周公制礼,明德慎罚”,儒法之争,儒法合流等几个阶段,并被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承和坚持。这一治国方略的运作是通过:修订礼制,梳理纲常名教,使之社会化;引礼入法,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德礼至上,法律依循道德,使司法伦理化。     

福柯国家辖治理论评析

国家辖治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福柯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辖治的演变历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辖治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提出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辖治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辖治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的向度。     

内蒙古妇女参政研究

妇女参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妇女参政已成为妇女发展和世界政治发展一个重要的趋势。内蒙古妇女参政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是内蒙古妇女参政程度呈上升趋势;知识界女性参政群体的出现;参政妇女的比例和层次低;基层妇女干部缺少。促进内蒙古妇女参政的因素有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增强妇女参政意识;消除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发展经济,为妇女参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等。     

孟子王道政治学说的局限

言及孟子政治学说时,论者多以为其王道政治之不行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对其王道政治学说本身的考察,可以看到这一学说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性质才是其无法参与现实政治构建的主要原因。     

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新探

按劳分配是分配的公正原则;按需分配决非公正原则,而或者是不公正原则,或者是人道原则:它是以爱为基础的社会的人道原则,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的不公正原则.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广大社会成员间的基本联系仍然是利益而不是爱,并且每个人的需要绝不可能完全满足.这样一来,按需分配如果实行于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恶的分配原则.因此,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但是公正的分配原则,而且是唯一道德的、善的、应该的分配原则,因而也就是一切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的最高级最美好最理想的分配原则.     

浅议电子政务对行政公文的影响

在全国推行电子政务的浪潮下,公文的电子化已成为政务运作网络化、自动化、无纸化的必然要求。电子公文不可避免地代表了行政公文的发展趋势。其一方面增强了公文办理的高效性、透明性、服务性与共享性,另一方面也对公文的凭证性、安全性、可读性和普及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深入研究电子政务下行政公文面临的各种挑战,对推进电子公文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对于"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由于今古文家所作的结论均有其文献依据,目前史料尚不能断定何者正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并且也有文献的依据。     

莫言获奖重申了文学的尊严

莫言的作品体现了对文学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艺术的尊重.他的获奖表明了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已越来越受到外国文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价值,重申了文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