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革新视域中的西方逻辑方法

中国近代文化革新,旨在通过文化批判与重建,实现社会变革、民族复兴,它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逻辑方法以其特有的科学基础与思维形态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视野。由严复首先译介和传播归纳为主的逻辑方法,到金岳霖等思想家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构哲学体系,都将西方逻辑方法作为转换思维视角、融通中外文化的路径。在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进程中,西方逻辑方法的中国化特征十分鲜明,并由此承载了中国近代吸纳西方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大潮的双重任务。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方镜鉴的意义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对于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和对日认知不无借鉴。首先,通过日本、西方、中国三个主体之间彼此形成的镜像关系,利于更为全面地认知日本这一“对象”。其次,国际日本研究的译介在方法论意义上,突出地表现为理论的镜鉴与研究方法的互参。当前,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在基础积累和规模效应上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际日本研究译介的既有成绩和现存不足都提示,深化日本研究需要从全球化的、多元的视角出发。但与此同时,需要辩证地看待国际学界的日本研究,看到西方学界、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的各自长短,避免先入为主强调某国或某地区的“中心论”。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阶段性历史考察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传播,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自然辩证法"进路下的译介与研究对于我国科学哲学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1956—1966时间段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哲学"来研究,以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我国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文革"期间是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传播的一个缓慢与停滞阶段,相关研究依旧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号下进行,其研究价值取向也主要是对西方科学哲学进行"批判",表现出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研究的学术独立性较弱.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家及其相关著作被译介,几乎涵盖到西方绝大部分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流派.这些翻译和介绍浓缩了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精华,为较长时间封闭的国内科学哲学界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中西方文化融通背景下的东学西渐——禅宗美学对美国战后艺术影响的国内研究综述

禅宗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美国社会后受到了热烈的追捧,美国战后艺术更是受其深刻的影响。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却刚刚起步,文章总结了此方面的国内研究现状,从西方禅学成果译介、文艺作品与禅宗、创作理念与禅宗三个方面入手,就禅宗美学对美国战后艺术影响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西方理论译介、对艺术审美方式与创作理念的影响、在东西方思想融通的宏观视角下进行禅宗美学的影响研究三个方面仍是此方面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

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重新进入中国,在传播文化和科学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郭实腊通过办刊物来传播西方思想,在士大夫之间颇有影响。而稍晚的丁韪良直接参与了同文馆的创办,一边教学,一边组织译书,最早系统地翻译了数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国人第一次全面接触与传统"义利"思想截然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思想,虽然受到客观条件影响,反响不是特别大,但为19世纪末的经济学热潮奠定了基础。     

徐梵澄与印度文化

徐梵澄在印度语言文化和宗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印度古代典籍的译介和研究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对奥义书和“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他是迄今为止国内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他立足于中国文化,进行中印比较文化研究,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严复逻辑观的语用分析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自觉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方法、在中国确立逻辑观念的第一人.他的逻辑观是近代西方逻辑方法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相契合的产物,集中反映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著中.严复逻辑思想凸显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自觉反思、自我批判以及主动创新意识,表现出借原著译介开启民智、以案语独白言说意愿、用逻辑话语融通中西等托译言志的语用特征.其价值指向是为思维变革提供有效方法、为文化革新寻求基本方略、为促进哲学变革锻造有力工具、为强国富民导入科学精神.严复将西方逻辑方法带入国人视野,并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境遇相关照,这对当下中国逻辑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启示.     

俄国文化与青岛

上世纪初,德国人将西方文化带至青岛,而在传播方面,客寓青岛的俄国侨民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与整体性——读《如何研究中国》

中国研究肇始于20世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而被大量译介过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与实践，国内学界已能娴熟地运用西方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经验”，但中国研究的“西化之路”并不算顺利，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敏感地意识到，作为西方社会经验的提炼和抽象，海外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特点、问题及策略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传播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自上世纪初被"五四"新文化旗手鲁迅译介到中国后,不仅影响了当时中国一批进步作家,而且一直深受中国人民的尊崇和热爱。世纪之交,当中国处于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巨变的时期,芥川龙之介再一次受到中国学界和读者的关注,这其中的认知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从文本到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路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有的理论话题和思想锋芒,自被译介到中国以来就一直受到国内学术界的特别青睐。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研究,在新时期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器作用。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建构到“主体性问题”的理论突进,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     

中国宗教学之前瞻

宗教学作为一种客观地研究宗教的学术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还甚为幼稚。虽然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不断有西方宗教学的著作译介到中国，然而它真正成为一个学科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事。...     

从倡导到批评——清末《女子世界》对女权态度的演变

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女权理论的传播,"女权"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开始被频繁使用,标志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新阶段。不过,关于如何提倡女权,晚清学界存在着分歧。《女子世界》围绕女权问题的争论及态度演变,揭示了"女权"作为一个外来学说在本土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疑惧与困惑。     

文学接受和主体意识——外国文学与中国近年文学关系论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译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阮忆的这篇论文,论述了十余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复杂的关系及发展史:王蒙等第一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形式剥离,下一代青年作家则从拉美文学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将审美维度切入民族文化心态。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体系正在构建。     

甘肃华夏文明译介与国际传播策略探究

甘肃华夏文明的译介与国际传播策略是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举措。以华夏文明为主题,通过翻译传播,可以让更多国际受众了解甘肃的丰富文化遗产,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研究。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地处丝绸之路的黄金段,博大深厚的文化沉淀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宝库。要精准传达甘肃特有的文化符号,就需要挖掘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形成文化生产力。甘肃要建设文化大省,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必须培养国际一流翻译传播人才,提高文化传播质量与数量,依托省内大学,打造甘肃华夏文明国际传播翻译研究与实践的平台。扩大甘肃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重视甘肃文化的对外译介宣传,以实现甘肃文化的有效传播。     

明末清初传教士变译特性之考察

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借科学技术传播推进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这是一群独特的翻译主体。作为中外文化接触、碰撞、融合的范例,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西方传教士采用的并非是传统的全译策略,而是变译策略,诸如增(写、释、评)、减、编、述、缩、并、改等,无意中推动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翻译事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京剧在近代日本的传播与井上红梅

我们探寻中国戏曲走出去的传播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旅华的日本“京剧通”们对京剧艺术的翻译、介绍与传播。其中,井上红梅所作过的评介、翻译中国戏曲的工作值得重新认识。1920年代,井上红梅曾经活跃在上海一带,是一位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传奇人物。2010年,井上红梅著《中国风俗》被收入日本大空社“亚洲学丛书”再版发行。他的中国戏曲研究随之重新受到关注。本文将通过具体的文献史料来阐释、评价井上红梅译介京剧的历史贡献。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对陕西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并对地处中国西北内陆、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陕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在陕西传播的深入,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对陕西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愈以明显。     

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传统音乐作为文化传播载体,既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获得更直接的传播效果.但在跨文化传播的编码、解码过程中,中国音乐的编码系统并不为西方听众所熟悉,因而若曲目选择不当,或讲解时不擅于进行编码沟通,则西方听众有时难免会出现理解误区,认为其成就不如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蕴含的文化内涵则更少有人能心领神会.因此传播者必须注意两种文化编码体系的沟通,深入研究两种音乐在哲学内涵、审美观念、表现形式、主题内容、表演方式、乐器特点等方面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