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村行政组织演变趋势初探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呈现出以下趋势:逐步地缘化;控制范围不断缩小;职能日趋集中;逐步职役化。这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反映了宋代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进行的努力。     

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机制

网络组织是在新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组织形态 ,具有动态开放、自组织、自适应的特点 ,存在一个形成、发展、稳定和分化瓦解的生命演化过程。从网络组织的拓扑结构出发 ,分析它的形成与演化机理 ,说明它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     

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乡村非正式组织作为"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分工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发展等原因而得以再生。由此,通过对乡村非正式组织进行结构功能分类,探索乡村非正式组织建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可能路径。     

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正>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宋代乡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这虽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增加了开拓新议题的难度。谭景玉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深入把握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找准了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最     

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现代性下乡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使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记忆理论视域出发,厘清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特征与存在样态,剖析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归因并据此拟构乡村社会记忆复归及其重构的可行路径,进而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制度改革探析

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改革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处理好政社关系,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在我国社会组织广泛发展的背后,有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促发原因。通过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点。同时,现行的管理制度在应对社会组织大量出现时存在诸多缺失。对此,需要从理念与制度两方面着手改革现行的管理制度,形成社会组织良性发展与国家有力监管的局面。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社会意识的自组织过程

社会意识是一个以社会存在为反映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发生、发展的复杂系统,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深刻地阐明了具有普遍性的系统演化的条件和运行机制,为研究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社会意识的演进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运用自组织理论探索社会意识的形成、发展的演变机制,对于拓展社会意识研究的创新视角,增强实践工作中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乡村自治发展进程中农民自组织能力提升问题的探索

我国乡村自治治理面临新的历史拐点。在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已经24年的今天,农民自组织能力仍然落后于新农村建设的需求,面对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农民始终处于劣势。本文通过现阶段农民自组织能力问题的分析,指出从制度化层面推动农民权益保障和利益诉求机制的完善,将是提升农民自组织能力,激发农民的内生活力,实现农民真正当家做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保障。     

自组织演化——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的新趋势

人类经济社会是自组织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面对今日的世界,高明的企业将主动实现自组织演化。这是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组织建设与中国当代乡村政治发展

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和实质性发展。但就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与外国对接,全力向国内介绍外国经验,对中国国情、立场和经验有所忽略;二是更看重社区而忽略乡村;三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较多,而对政治学视角重视不够。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它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学术界、理论界应给予高度重视,而其中所含的几个重要问题最为突出和重要,包括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均衡、志愿者奖励机制与精神倡导的兼顾、外助力与内动力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这是一个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为核心,以乡村治理为支点,在动态机制、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的理路下,强调本土实践的观念创新与机制转换。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区自组织的要素与价值

自组织理论产生于自然科学,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结构自组织理论为人们建构新公共管理模式供了理论基础,社区自组织理论揭示了社区生活本质是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区自组织是五个要素的有机组合,社区自组织弥补了目前学术界流行的社区自治理论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