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中的作用

在宋代的救灾工作尤其是事关救灾成败的抄札和赈济环节中,乡村行政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参与既确保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又节约了救灾成本。乡村行政组织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联系官府与民众的中介环节的作用。     

法学界对"议行合一"的反思与再评价

“议行合一”这个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思想家都没有直接使用过 ,它是我国学者根据卢梭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概括出来的一种描述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职权或权限混合不分状态的提法。半个世纪以来 ,“议行合一”说经历了一个从调子很高到声音逐渐衰弱的过程 ,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度是毋庸置疑的 ,但后来基本上已被宪法学界否定。日益深入的研究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议行合一”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 ,也不代表国家权力配置的一般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与繁荣是当前的工作重心。而长期以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环节上作用不明显,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度成为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因此,后税费时期发挥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成为今后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本文从乡村公共产品的角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乡村组织在不同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须打破传统上我国乡村组织在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监督失衡等方面的弊端,重视乡村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的建设,通过构建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制衡的乡村组织,促进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创新。     

乡贤组织:转型期文明乡风塑造的有效载体

乡风是乡村社会的灵魂,文明乡风的塑造需要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等载体的帮助和支持.在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乡风仍然受到低俗文化、陈规陋习、愚风昧俗等一系列不文明现象的挑战.乡贤组织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和团体,是凝聚社会资源的可靠平台、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力量和缓解基层矛盾的得力助手.因此,通过创建文化帮扶型、协同共治型和三级联动型乡贤组织,能更好地繁荣乡村文化、构架沟通桥梁,从而推进公序良俗形成,培育乡村社会文明新风尚.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乡村组织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进展顺利,农村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的社会组织弱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乡村组织建设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给乡村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力图从乡村组织的作用、面临的新挑战入手,重点探析组织健康发展的新策略.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徽州古村“文会”

烟花三月，清明时节，回故乡农村扫墓。来去匆匆，只是顺道寻访了心仪己久的徽州两处古村“文会”旧址。古代徽州乡村文会组织很普遍，它既是文人结社，研讨诗文的聚会，又是文人出面在本地及时调解宗族间、乡民间纠纷，消除人民内部矛盾，构筑农村和谐社会的自治组织，在徽州社会文化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略论社会组织的政治意蕴

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满足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也是适应社会组织方式变迁的需要,同时又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需求.社会组织与政党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有紧密联系和交集,但在组织目标、数量、成员特性和政治功能上均有所区别.为发挥社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客观、公正、合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制度框架,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当务之急,这个社会组织制度框架包括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章政策等多方面内容.     

论媒介愿景的规划与塑造

21世纪是个信息快速传播、膨胀和爆炸的世界,媒介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引入"愿景"这个管理学上的概念,提出媒介愿景,分析它的内涵、特点、重要性,并结合中国媒介组织发展历史和现状,探索中国媒介组织愿景的特征和形式.     

乡村精英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之一,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主导特征,可以说乡村精英领导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精英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市场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青年农民工在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而加入乡村"灰恶化"组织后,返乡青年农民工原有的高度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不仅会使乡村基层秩序失控,而且还会导致农村青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因此,应当通过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强化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联动与共治,来替代返乡青年农民工的组织真空状态,实现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的源头治理;与此同时,通过弱化乡村"灰恶化"势力、加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重塑,来阻断风险的演化机制;进而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释“中国”

我国古籍上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的地方,常常连带着“中国”这个词.这个词的产生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具有的不同含义,一直是史学研究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上的一个有不同见解的课题.本文作一个简略的考释,以就正于同人.“中国”这个词,根据于省吾先生考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再组织——以贵州省塘约村为例

构建运行高效、协调统一、功能健全和责权明晰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各类乡村组织整合、动员、治理与发展乡村的能力,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案例村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组织,采用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统分结合等经营方式,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案例村健全和完善了乡村组织体系,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并在社会生活秩序、经济社会交往和乡村公共性等层面实现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这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提供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演变趋势初探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呈现出以下趋势:逐步地缘化;控制范围不断缩小;职能日趋集中;逐步职役化。这与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反映了宋代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进行的努力。     

扶贫攻坚、非营利组织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

非营利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制度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农村扶贫项目就是非营利组织对农村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极好例子,它揭示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的非营利部门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发展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不仅有益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透视“乡土中国”的路径——读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国家赋役征发、维持地方秩序和宣扬王朝教化的职能，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从乡村组织的视角对“乡土中国”进行解读，不啻为破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     

农村土地养老支持力的村域比较

土地养老支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仍是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除了使用制度、产业调整,土地养老支持程度的提高还与老人自我、家庭成员、社区合作组织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村域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三者的表现形式与强度,认为社区合作组织在其中的作用力越来越突显.因而,各个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完善社区合作组织在养老等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功能,以确保和谐乡村社会的顺利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