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婚胎次和胎次间隔人口动力学模型

在中国,预测未来人口多数采用由宋健、于景元(1985)等从Lotka模型和Leslie模型发展出的总和生育率控制模型。这个方程是反映生育过程的一个宏观模型,可以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给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其特点是把总和生育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达到对不同生育进行仿真测算。但若要考察妇女在生育每一胎次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就必须将人口生育过程做更细致的描述。 胎次生育分析早在40年代就被一些人口学者所重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以后几十年很少有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     

新疆人口控制措施

在邦戈茨生育模型中,生育水平是以总和生育率来表示的。通常我们也用一个简单的指标粗出生率来表示生育水平。在总和生育率数据资料缺乏或不准确的条件下,为了使用模型方便,我们首先要大致清楚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这两个指标的重要差异是前者要受实际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而后者则不然,但如果人口年龄构成在一定时期内(如五年、十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总和生育率与生育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总和生育率是一个能够综合反映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尽管它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由于它的简易性和直观性,仍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总和生育率(或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在理论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际工作的角度来看,总和生育率本身不具有可控性。这就是说,只有在所有的生育事件都发生以后才能确定出相应的总和生育率,而在人口计划(或规划)中,我们要求各种指标必须具有事前可控性,否则再好的计划也是实现不了的。因此,控制措施或手段是实现计划所必不可少的。如果事前规定了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那么应如何才能完成这一计划指标呢?亦即如何控制妇女的生育行为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一个简单的生育比例控制模型。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     

标准化按龄生育模式的建立——中国女性生育模式研究

这篇学术论文,以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以我国的人口控制实践为依据、在评述已有各种生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一胎比率(一胎比率=一胎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作为按龄生育率模式的控制变量,建立了与初婚状况相关联的标准化初胎按龄生育率模式。模型较准确地反映了32年来我国妇女的婚育状况,沟通了生育模式与实际计划生育指标的联系,使得生育模式在人口规划、人口预测中更便于应用。由于本刊篇幅所限,只刊载了论文的第一章,并以第一章的标题作为论文的题目,原文题目《中国女性生育模式研究》作为副标题。     

试析我国的家庭类型及其成员构成

我国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对人口再生产的调整和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人口规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利用重经计算机归类处理的1982年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有关资料,对我国的家庭结构及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以及家庭成员对家庭生育的影响等问题作出分析。 一、家庭户的类型 重经处理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把我国的家庭分为(一)单身户、(二)非家庭户、(三)简单家庭户、(四)扩展家庭户、(五)复合家庭户、(六)其它家庭户六大类型。从表1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各类家庭中,简单家庭户(即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最高,为68％。这种通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通常,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一定的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对它也有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叫做独立变量或自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对生育率水平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生育率的作用却并不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而常常是通过一组中间生育变量作用于生育率,即通过中间生育变量的那些行为和生物因素来影响生育率。这种情况尤其在人口政策的有力于予和宣传教育的强大影响,以及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节育措施广泛传播的今天,更是如此。例如:当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就直接地即刻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变化。然而,如果妇女哺乳期普遍缩短,则生育率往往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妇女一般在哺乳期无生育能力)。相反,当避孕措施被普遍采用时,生育率又会显著下降。总之,这些中间生育变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生育率。     

对影响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诸因素的分析

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反映一定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的一些中间生育变量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中间生育变量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一组中间生育变量的分析,能从中找出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在我国已有人作了可喜的尝试,介绍了TFR=Cm×Cc×Ci×Ca×TF的关系模式（见《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二期,秦芳芳:“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本文将介绍另一种关系模式,并用一九八二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对我国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两个年度的生育率变化作一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认识总和生育率真实涵义

文章阐述了总和生育率的来源、内涵及其理论基础,论述了人口粗、净再生产率表征更替生育水平与用总和生育率来表征更替生育水平的差异与不同;阐述了稳定与非稳定人口的差异和稳定人口理论的不足之处。文章指出,总和生育率属于稳定人口的指标,在度量非稳定人口的生育水平时,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性条件极强的指标,必然要与实际非稳定人口生育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正确认识以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涵义颇具现实意义。     

关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探讨

无论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分析还是对人口预测来说,妇女按龄生育率都是一项重要的参数。按龄生育率反映了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也称为生育模式。因此,探讨生育模式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

乡一城人口转移作为城市化过程,总体上有利于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是,由于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具有既不同于城也有别于乡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别效应。通常认为,乡一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即低于乡而高于城。但是,有关研究认为,我国乡一城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转变为低于城市。对此,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城乡生育率的变化和区域差异,然后对乡一城转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尝试性的推算,最后聚焦讨论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问题。     

已婚比例和已婚生育率变化对日本生育率下降影响的比较

生育率的变化是由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传统、生物以及行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人口学家邦戈茨等首先在其研究中将这些因素分为直接决定因素和间接决定因素。直接决定因素是直接与是否生育、生育孩子多少早晚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及行为学因素。直接决定因素可分离成已婚比例和已婚生育率两个主要直接决定因素。两个因素造成的生育率的变化方向可以是相同的 (都使生育率下降或上升 ) ,也可以是不同的 (一个因素使生育率下降 ,另一个因素使其上升 )。在两个因素造成生育率变化方向相同的情况下 ,二者对生育率变化影响的强度往往也是不同的…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后家庭生育计划

河北大学人口所王洪春在来稿中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后家庭生育计划”。所谓“后家庭生育计划”(Post-Family Planning)是指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所采取的家庭生育计划。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1)宏观生育政策由控制生育转向稳定或适当鼓励生育。这是因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可能会续续下降,为防止人口规模缩小,     

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

<正> 近几十年来,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生育率下降,已被称为人类历史及人类社会上的一次生育革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即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已经或即将在一、二十年内完成。相当时期以来,由于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降低生育率上,加之生育率下降又如此急速,使得很少有人在注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来的问题。本文旨在考察中国生育下降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情况引人注目,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