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信念理论及其哲学之谜

如何处理休谟哲学中自然主义学说和怀疑论之间的关系,被当代学者视为休谟研究的最大谜团.信念理论是休谟自然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分析休谟的信念理论,可以看到休谟的自然主义既有描述性特征,也有规范性的特征,而这种规范性特征证明了休谟的自然主义学说并不排斥理性的反思和怀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哲学中之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两种理论并非互相冲突,而能够协调统一.     

休谟哲学的初始目标及其最终的怀疑主义取向

休谟对因果性观念、物体观念、自我观念以及理性本身的怀疑、否定，是为建立系统的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然主义解说这一目标服务的，但由于他的哲学的双重内在矛盾，他最终还是走向了怀疑主义。休谟最先预示了现代人在智力生活上左右为难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     

被误读的休谟

离开了理性主义的先天性立场,因果知识还能否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休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认识论的根本意图就是要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建立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一切将休谟的因果关系观念看作是偶然性的学者(包括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都没有真正跳出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而休谟作为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勇于站在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之外对其加以彻底的批判。因此,以LewisWhite Beck为主的研究者将休谟的因果性思路趋同于康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休谟问题及其启示

在近代认识史上,休谟问题是向人类理性提出的最大挑战。该问题的核心就是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所做的两个著名论证。休谟问题之产生,完全是由经验主义的原则而导致的。经验主义否认人类有能力突破感官的限制,主张人的认识只能封闭在自身的感觉经验之中。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要真正解决休谟问题,就必须跳出经验主义的牢笼。     

休谟和庄子不可知论比较

休谟的认识论一般被称为怀疑主义、不可知论。但与庄子的不可知论相比较,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休谟自称是温和的怀疑主义者（也被称为＂健康的怀疑主义者＂）,一方面他揭示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并不对其进行彻底否定,而是要求人们＂小心翼翼＂地使用。休谟始终站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即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上＂,积极地寻找能够漂浮在上面的＂智慧的压舱物＂。庄子哲学虽然也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然而庄子哲学的理论归宿不是＂以物观之＂,而是＂以道观之＂。不过我们可以发现休谟和庄子思想之间确有很多相通之处。把庄子和休谟放在一起比较,找到他们的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休谟的认识论将是不无裨益的。     

詹姆士对休谟问题的解决

在哲学史上,休谟问题的提出与诸多的解决尝试,极大地推动了对知识的本性和科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詹姆士改造了传统经验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消解了休谟问题,"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休谟·休谟问题·归纳问题

本文立足于休谟的基本哲学思想, 论证了休谟问题（ 因果问题） 与归纳问题（ 归纳方法的合理性问题） 的本质区别, 揭示了归纳问题的实质和意义。     

论休谟知识和道德的关系及其历史影响

休谟认为,道德与知识的真假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道德的核心道德感不能从两类知识中的任何一类而来,也不在于知识及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源于人的意志和情感。休谟用同情来架起知识和道德之间的桥梁无疑是失败的。这导致了后世哲学家们关于知识和道德之间关系形成截然不同的两派。康德的思想表明了只有从形而上学的整体论出发才能克服休谟基于原子主义基础上的知识和道德的二分对立错误。     

休谟在因果怀疑中对政治和伦理的透视

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不仅对哲学、科学和宗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政治和伦理领域也同样掀起了狂澜.论述了休谟在对因果关系怀疑的基础上试图对当时的政治和伦理领域进行关注并施加影响,从而限制理性的至上权能,这种独特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遗产,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传统哲学的道路.     

穆旦诗对《野草》中怀疑精神的历史传承

鲁迅和穆旦都生活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鲁迅的创作高峰期在"五四"前后,那个时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穆旦则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及文革时期,他所处的时代则是不容怀疑的时代,他们都发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怀疑之音,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穆旦诗都具有怀疑精神,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具有传承性就成为可能。     

简析有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几个问题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深刻理解这一命题，必须搞清几个问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什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辩证关系是什么；弘扬和培育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论遵义会议及其精神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所以其历史地位尤为重要,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由遵义会议衍生出的遵义会议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励志奋进,勇往直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时代背景下,遵义会议及其精神依然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作为红色文化的标志之一,其精神力量仍然可以发挥激励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砥砺奋进的时代价值。     

浅析南锥体国家土著居民结构与历史演进

位于南美洲南部的南锥体国家是整个拉美地区民族构成特点鲜明的国家,南锥体三国都是以白人为主,土著居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是拉美为数不多的“欧罗巴风貌”地区.这些土著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前,印第安人在此地生活着比较大的阿劳干人族群和其他五个族群：普埃尔切人、昌族人、乔诺人、阿拉卡卢夫人、雅甘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端和边沿地区,阿劳干人仍然保留着很多的文化传统,目前仍有较大影响的是阿劳干人中的马普切人,其他的几个族群的文明很多并没有保留下来.这些族群的境遇不同,但他们却创造了不同的文明.     

加拿大法裔民族意识产生的历史渊源

加拿大法裔民族意识是愈演愈烈的加拿大法裔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它的形成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加拿大法裔民族意识的产生与英裔、法裔之间因殖民地问题而引起的难以逾越的民族隔阂,法裔族群为了争夺“语言权利”进行的语言文化斗争,天主教与新教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以及法裔族群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贵州森林植被历史变迁及其后果初探

在阐述贵州森林植被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探讨了变迁的动因与方式以及变迁引起的严重后果,指出应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可为防止贵州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提供决策参考。     

“精神和谐”范畴初探

在社会和谐的语境中,精神和谐应有其确定语义,分析和界定精神和谐的概念范畴是必要的。以系统论的方法看,精神和谐包含着个体精神和谐、群体精神和谐、社会精神和谐三个层面。以个体精神和谐为基础、群体精神和谐为支撑、社会精神和谐为核心的三个层面的有机融和与统一,构成整体社会系统的精神和谐。     

略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进行了界定 ,并从历史角度予以考察 ,通过科学与人文的相互透视 ,说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浅论钱伟长学术思想中的人文精神

通过简要回顾钱伟长先生的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力图具体地探索他的学术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着重阐明:他一贯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断借鉴、融合人文科学的先进思路,坚持爱国敬业、勤奋进取、锐意创新、求真务实、广闻博览、融会贯通,在提携后进过程中,力主通才教育和学术民主。分析表明,钱伟长学术思想中的这种人文精神源自我国先哲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德国哥廷根学派优良的学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