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理性与道义：熟人社会中的劳力配置逻辑--鄂西W村小农用工体系研究

帮工、换工和雇工构成的小农用工体系是鄂西W村脐橙产业发展的基础。小农用工体系嵌入村庄熟人社会,以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和信任机制作为运行逻辑,呈现出道义经济色彩。但是,小农用工体系同时嵌入市场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农民的理性经济目标也构成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动力。通过充分动员道义经济,小农用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高稳定的劳力配置方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了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村庄次组织的培育与村民自治的成长

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面临的种种困境需要寻求新的组织资源以保证村民自治的价值理念在农村中落实。村庄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不仅不会取代村委会组织,成为村委会功能发挥的障碍,相反,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民主合作体制,有利于基层群众建立基层政权民主制衡机制,保证村委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村委会组织向村民自治精神回归,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在这种民主合作中也得以拓展。同时,还有利于更好地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农民维权提供制度化的渠道和组织化的力量,促进村民利益最大化,实现村庄善治。     

试论字辈在村庄里的特点和功能

问题及资料 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进行研究时,许多研究者都将当前已经在部分村庄得到复兴的民俗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研究者们充分注意到了村庄里多姿多彩的民间仪式、传统信仰的象征意义以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并以此为基点对村庄的权力结构、发展途径等不同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主要问题——基于华中某镇12个村村干部的访谈

以村干部的立场为视角,本文试图探析当前村民自治运作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样本来自华中地区某小镇的12个村庄。这些村庄的经验表明,经历环境变迁和政策调整之后,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生育、维持社会稳定、上传下达与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开展的。转移支付不足以应付村组运作,农民难以整合以及实际运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是困扰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正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如何认识和把握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形态和性质,就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治理的认识基础。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发展实际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时代特征,准确把握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深刻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形态,并对其性质作出理论判断,才能为中国治理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秩序提供实践方向与发展思路。     

基于扎根理论的村庄劳动力资源流动趋向及动因分析

在城镇化和新农村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农民传统聚居地的村庄发生了演变，有的村庄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空心村，有的村庄建设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尽管村庄劳动力要素流失是普遍现象，但目前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从原来单纯的单向流动发展为复杂的双向流动，村庄劳动力资源的流入流出频率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村庄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村庄的劳动力资源流动情况既存在共性的地方，又具有各自的特点。村庄经济发展状况是村庄劳动力流动的最初动因，经济性动机起决定性作用。农民自身的技能水平、社会资本积累状况、资金的获取等资本整合情况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趋向，而无论决策的结果是进城还是回乡，目前来看生计型转移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主导模式。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与生态环境的逻辑关系

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作为少数民族人们适应其依存环境的生产、生活的结晶,具有较多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中蕴藏着明晰的生态保护意识,其价值与环境伦理观契合,分析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具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认为云南少数民族法文化在参与维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生态秩序同时,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的范式。     

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评《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该课题运用文献资料、实证调研等多种方法。对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社会基础、项目与分类、内涵及特征、社会价值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并就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稳定,人力资源质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先进文化离不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构筑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就要不断提高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思想道德和健康素质。该书的出版,是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人文研究的有力支撑。对于全面建设西部小康社会,对于全民健身战略的滚滚浪潮,《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一书必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述评

村庄治理国内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初的＂村治＂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费孝通等的著述构成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含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维度开展研究,形成村庄治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综合起来分析,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实证调研,谋求村庄治理实际问题的解决,纯学理性的理论建构不多;改革开放后则将研究推向多个学科层面,全方位研究村庄治理的各个侧面,不仅注重个案性的实证研究,而且也不乏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     

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耦合论

由于异质性实践的存在,群众路线的理论困境在于社会实践未能完全匡扶理论;由于社会实践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群众路线的实践危机在于理论未能完全诠释实践的新发展。坚持理论回归实践同时坚持实践向新理论跃升,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动态耦合观,才能合理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阐释的辩证统一。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领导体制--以浙江省两个能人治理型村庄为例

能人治理是一种独特的村庄治理类型.A、B两村均由经济能人主导村治,村级组织一体化,统一在党组织特别是在党支部书记的主导下共同实施对村庄的治理,属典型的能人治理.但具体的领导体制模式有差异A村实行集中决策、分权管理;B村为集权统一型.两村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明显偏离了国家制度安排(1)领导集团的结构与功能改变;(2)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和运作方式变异.因此,应该理性地认识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治理的影响,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以"适应性"为标准评价实践中的村庄领导集团模式,根据治理绩效认识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与制度的偏离.     

晚清科举中的矛盾现象及分析——谈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

1905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百多年来,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以置身事外的身份和历史社会学的眼光看得更为深刻和系统。近年来,重新认识科举的呼声在壮大。本文将科举制度与晚清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着重阐述清代社会危机下的科举制度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并以此为分析对象,探讨清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科举制度在这种变动之中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由人口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中,科举制度的存在成为缓和与转嫁这种危机的关键,发挥了强劲的社会调和的功能,进而使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