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研究态势及其下一步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是能够从源头上治理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探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内容越来越多,但还存在主体单一、范围狭窄、缺乏刚性和不公开等问题。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开展反腐防腐审计的思考与建议

为了加大反腐败力度 ,完善反腐防腐监督体系 ,充分发挥审计反腐倡廉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建议 :尽快开展与国际接轨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防腐审计。反腐防腐审计是以反腐防腐为目标 ,由独立的特定审计主体 ,运用专门的方略、手段和规程 ,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和防范的特种审计。它采用腐败风险导向审计模式 ,即以具有审计价值 (发生贪污腐败可能性较高 )的疑点线索或移交的案件为起点 ,确立审计项目 ,安排特种审计查证 ,实施以审计机关为主 ,纪检监察、检察等其他监督部门全程紧密配合协作的审计查处 ,最后进行制度…     

网络反腐舆情的演化规律及其应对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反腐已成为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网络反腐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引发舆情,在国家反腐机关的督办下,制裁"问题官员",其演化规律一般遵循"信息披露—网络热议—媒体追踪—政府回应"的模式。因此,规范网络反腐舆情应对机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优化网络反腐舆情的汲取机制、整合网络反腐主体的协作机制、完善网络反腐信息的反馈机制、强化网络反腐流程的公开透明机制。     

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路径差异的实证研究

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这两种腐败治理模式产生的信息传播结构差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基于中纪委网站228个腐败官员的案例研究和对400个学生进行的实验比较发现:一是网上流传落马官员相关信息排名前四的指标是贪腐金额、情妇、家人共同犯罪、保护伞;二是落马官员所在单位层级、职务级别越高,网络上流传上述四项信息的概率也越大,政府单位落马官员较之于企事业单位的落马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更大,相对于制度反腐,因网络反腐落马的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也更大;三是网络信息的真实程度普遍较低,同时,网络反腐倾向于夸大落马官员的腐败情况,在信息的真实性上低于制度反腐;四,虚假信息对学生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我们将互联网中反腐信息的真实情况反馈给测试对象时,测试对象的政治信任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网络反腐:实证案例与内在机理

近年来,随着网络反腐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和充分利用,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的新课题.基于对2008年至2012年的60例网络反腐事件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网络反腐在官员级别、网络媒介、腐败类型、官民互动等方面存在深层次特征.以信息源、主观动机、互动过程为维度,可将网络反腐事件区分为曝光型和实名举报型两大类,依据案例可得出后者逐渐增多的趋势.以网络反腐现象的现状为基础,可以在制度体系、现实需求、网络环境、政府行为模式和行政文化五个方面,对网络反腐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建立对网络反腐现象的深度理解.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通过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治理腐败——兼论利益冲突、财产申报、官员伦理的关联及其意义

通过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是世界上若干国家和地区治理腐败的经验之作。有效治理腐败必须实践"官员财产申报——防止利益冲突——抑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承认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并面对利益冲突的严峻现实,突出防止利益冲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迫切需要。在既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基础上,总结地方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申报的相关制度,以公开公示——监督审查——责任问究为主线,加快政策完善和立法进程,推进包括财产申报义务人、申报财产范围、财产申报审查与监督、财产申报法律责任以及官员财产申报配套制度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制度建设。建立和运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官员财产申报置于腐败治理体系中加以考量,实施战略性规划、策略性推进——政治力推,社会协进;顶层设计,央地并进;重点突出,整体渐进;政策先行,法律跟进。官员申报财产是一项兼具政治性、道德性、法律性的义务,应当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提高到法治的高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应当深入到伦理的层面理解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价值。     

新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倡廉研究进展:议题与范式

治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在对权力腐败的传统形式和新趋向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腐败""裸官""炫耀性腐败"等部门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一些文献以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教育、制度反腐与惩防机制为主要治理范式,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理论界依然需要对部门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在注重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学,为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公务员薪酬、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薪养廉”在我国并不成立,公务员薪酬的提升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反而会使腐败更为严重;腐败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内更为严重;虽然公务员薪酬通过腐败作为中介变量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但从净效应看我国公务员薪酬提升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为我国反腐败工作提供了经济层面的依据。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不能夸大公务员薪酬的作用,而应形成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和组织反腐的有机结合。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导向:公务员独立人格的追求

制度的形式化特征所造成的行政人员的人格分裂,是现实社会中官员腐败的内在原因。因此,在反腐防腐过程中,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意识到只有制度的道德化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府实践改革的深化,催生了服务型政府的出现,它对服务价值的追求,为制度的道德化提供了价值原则和标准。而服务价值的具体实现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制度的道德化,还要求制度的道德化设计必须把促进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作为目标。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随着反腐工作进入深水区,现行对公权力的监督和监察制度弊端逐渐凸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要求,整合有关力量,配套制度供给,将反腐败完全纳入党的直接领导下,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覆盖。本文所指的反腐监察不仅指行政监察,而是涵盖纪律检查、预防腐败、贪污贿赂查处、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在内的大监察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改革。当前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法学等维度展开,忽视了议题本身具有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本文立足公共管理专业,分析了现行反腐监察体制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起点,指出改革的路径,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实现路径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政府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反腐体制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高度重视"制度反腐",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反腐机制研究

反腐败,制度是根本。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反腐,从静态看,不仅已有制度存在着制度自身边界模糊、内容相互冲突等问题,而且缺乏公众对制度普遍信仰的基础;从动态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人情关系的干扰,"权力"的不当干预,助长"潜规则"盛行,并诱发少数官员的贪欲膨胀。为此,制度反腐需要构建不能贪、不愿贪、不敢贪和不必贪的制度反腐败机制。     

网络反腐之困与制度化之路

在网络反腐蓬勃发展的背后,隐含着种种困境.网络信息庞杂,真伪并存;网民道德素质高低不一;网络反腐缺乏法律支持,于法无据;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脱节,反腐效应消损.网络反腐要摆脱困境,唯有走制度化之路.发展网络科技,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转变思维,建立网络反腐的教育和自律机制;完善法制,规范网络反腐的法律机制;着眼宏观,建立网络反腐的配套机制.     

腐败征候群解读与制度反腐策略

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参与"和"制度"视角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四种腐败类型的征候特点和治理策略,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我国腐败现象丛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制度反腐的策略性,故而优选理性可行的循序渐进、有效管用、对症下药和自下而上等治腐策略,是端正反腐理念和改进反腐成效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入道德规范体系的思考

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勿庸置疑。但制度拘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色,对某些领域腐败的治理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历史经验表明,道德在预防腐败行为滋生和蔓延以及惩治腐败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对道德予以规范化是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加强官员道德规范的举措。因此,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廉政制度设计中引进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并为行政道德发挥作用提供环境支持,充分发挥道德的调节和约束作用,形成反腐防腐的内在动力,把道德的功能同法律的权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促进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