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规治党的价值旨归和现实理路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范畴内,依规治党强调在管党治党过程中以党规为重要抓手,其管理机制和治理效能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行规范性。按照价值逻辑,依规治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宣言”,而且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首要前提,从而推进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进程。按照辩证原则,依规治党同党要管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党构成了协调互补关系,促成了在辩证原则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党规和国法相契、“法”与“德”刚柔并济的统一格局。因此,依规治党的现实逻辑理路在于：以党的领导为“根”,推动依规治党常态化发展;以思想政治建设为“纲”,营造依规治党清朗生态;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为“茎”,确保依规治党有规可依;以增强制度执行力为“果”,保障依规治党有效推进。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与时代启示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内法规制度应需而生、迎时而立,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为践行“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在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要求下开辟了体系化发展的路径。百年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启迪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布局,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建设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依规治党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党内法规建设的内核是党内法规文化建设,其决定着整个党内法规建设的方向和品质;党内法规建设是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法规文化共同成长的过程。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诉求。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学术属性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要求。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推进以党内法规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治党实践。党内法规研究正逐渐成为法学和政治学的新兴领域。只有明晰党内法规这一概念的学术属性,消除学科间的屏障,才能达成学术共识。党内法规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正式规范,兼具法治性、制度性与政治性的多重属性,是扎根于中国国情的特色政党制度,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提供智力支持。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三维路径探析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内法规制度是促使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一种常态的利器，一体协同推进党内法规制度文本建设与制度执行成效，既是新时代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在执行中存在执行主体内生动力不足、执行过程受阻滞、实际效果受折损等现象，党内法规权威性问题引发普遍关注与忧虑。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主体动力内嵌于执行过程并在内外环境相互影响中生成的，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百年变局相互激荡背景下，可以从激发主体内生动力、“关键少数”示范表率、奖励惩戒双管齐下、执行监督组合发力、内外环境协同建设等方面系统探讨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建设的逻辑与对策，为管党治党提供制度支撑与法治保障。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的制度有效性

比较已有的关于制度有效性涵义的理解,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角度界定制度有效性,即制度有效性指的是在特定环境下,制度因获得了制度相关人的认知和遵守而实现了其预期效果的制度状态。系统阐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这一界定特征,研究制度有效性的价值。     

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科学内涵与优化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期有效执政的重要秘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重要议题,将管党治党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立足新时代的管党治党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包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制度,党管干部、选贤任能制度,监督执纪制度,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等具体制度单元,构成一个多主题、多层级的复合性制度体系。随着依规治党与制度治党、制度入"法"和制度立"法"、制度衔接与制度单元优化组合等的有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体系化水平、内在结构的科学性和调适能力得以全面提升。新时代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需要加强从严治党的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程度;完善党内法规程序性制度,全面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制订质量和执行效率;重构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廉洁政治"与"有为政治"兼容耦合。     

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制度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法治理念融入管党治党实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路径。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发展性,针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宏观设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党内法规的科学制定,党内法规的与时俱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及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坚持制度治党,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思想,全方位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发展。     

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文献检视与发展反思——基于CSSCI(1998-2019)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近年,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学术译介、理论建构及现实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其进行全面梳理与检视反思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1998年至2019年CSSCI期刊文献数据,旨在呈现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发展趋势及研究局限。在文献检视的基础上把握国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取向及关键领域,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收获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入阐释的议题。具体而言,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其他流派受到较少关注,建构制度主义代表制度分析的新视角,制度变迁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应进一步相得益彰。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路径选择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党章、党规、党纪有效规范党内事务和硬性约束党员行为的治理过程。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解决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新形势下,制度治党面临着制度治权不甚理想、制度体系不够完善、制度执行较为乏力和制度绩效无法持续发挥等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营造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依法治党：邓小平管党治党思想新时期发展走向

依法治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党是提升党自身建设科学化的根本出路;依法治党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邓小平管党治党思想下依法治党的基本路径是：形成全党上下依法治党思想共识;确立法治化管党治党模式;实现国家宪法和法律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优化党内法规与国家相关法律的紧密衔接。     

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目标、问题与路径

基于规范主义法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研究角度,理论界对党内法规制度属性的认识出现差异。党内法规作为一类重要的治理规范,其建设必须以良法善治为目标。当前,党内法规建设存在着规范性仍需提高,实效性有所不足,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仍需加强等问题。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要以习近平依规治党思想为指导,使党内法规建设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契合,服务于党的建设的实践需要。同时,推动党内法规由义务性规范向义务与权利平衡性规范转变,加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     

党的制度体系科学化的经验启示与逻辑进路

党的制度体系是由法规、规章、规矩等规范所构成的系统集成,涵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形成科学完备的党的制度体系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加快建设促进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整体推进,党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依规治党、制度治党取得明显成效。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推进党的制度体系科学化,需要汲取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的实践经验,把握党的制度体系科学化的内在逻辑,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党的制度体系,在“统”“分”耦合中科学制定各项制度,并以健全而有力的监督保障制度体系有效运行。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比较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流派,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相当成功的应用,比较政治学也因之产生了著名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的贡献在于:推动比较政治学摆脱行为主义的困境,开阔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功能。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相契合的原因在于:研究主题不谋而合,研究的方法投合,都关注历史。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学的新发展

作为罗尔斯正义论主题的社会基本结构,强调政治制度优先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事实上是对政治哲学的制度传统的回归。与此同时,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历史、文化和制度对政治行为的“锁定”性作用,也是对古典主义政治学传统即制度的“重新发现”。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罗尔斯正义论融合,可能将政治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基本特征是制度中心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合一性以及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融合。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构建原则、创新突破与治党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推进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宝贵经验,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逐步构建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构建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结合;实现的创新突破就是抓住“四个重点”,即整体部署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构建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形成巩固教育成果的长效机制;取得的治党成效就是“筑基、固本、提质”,即筑牢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根基、培育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