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谷诗中薛常侍考

晚唐郑谷有《献大京兆薛常侍能》一诗。赵昌平先生《郑谷年谱》谓 ,咸通十三年 (872 )春 ,郑谷在长安应试落第 ,归宜春。此诗作于此年或下年春季 ,薛常侍即薛能。但《全唐诗》又有注 :“一本无能字” ,提示我们此处“薛常侍”未必一定是薛能。《旧唐书·懿宗纪》记咸通十一年(870 )“十月 ,以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但未见其为检校散骑常侍的记载。又郑谷该诗语气颇不像年轻时亟亟于科举之作 ,倒像是厌倦官场、欲归不能时的作品。所以如云此诗作于咸通年间则疑问重重。根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郑谷于昭宗乾宁元年 (894 )任右拾遗 ;乾宁三…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口号诗》作者刘泉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严格来说,口号诗并不能算是一种诗体,所谓“口号者,即口占也”。“号”和“吟”为同义词,故口号诗,即随口吟诵之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列入“诗体”,是缺乏科学界说的。口号诗少则四句,多则八句。因为是随口而吟,草成急就,因此一般只求宣情达     

春过郇邑《郑谷集》补佚一首

文倬天编《三水县志》,卷四《艺文志》载郑谷诗《春过郇邑》二首。其一云: 百里花封俗化淳,名踪盛迹半犹存。 峪评白虎藏岩洞,地涌金泉过石门。 旧县城(秀页)三水镇,故家树老五林村。 碑残堕落夫人塚,苔藓年年长泪浪此诗题下署唐·郑谷,名下注云:“宜春人,号郑鹧鸪。”今按:《全唐诗·郑谷集·鹧鸪》题下注云:“谷以此诗得名,时号为郑鹧鸪”又:该志卷二《地理·山川》“白虎峪”条:“白虎峪在邑西北     

从诗与画的交融看中国画的空间表现——兼论中国画的透视法

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前者是通过语言文字反映一定思想感情的时间艺术 ,后者是利用色彩、线条的造型来反映一定思想感情的空间艺术。二者各有所长和所短。“画难画之景 ,以诗凑成 ;吟难吟之诗 ,以画补足。” (南宁吴龙翰《野趣有声画·序》)不仅说明了诗画有结合的必要 ,也说明了它们有结合的可能。纵览中国诗画艺术发展史 ,啸傲林泉、纵情山水的意绪 ,萧寒淡泊、宁静旷远的境界 ,既是诗人们反复吟唱的主题 ,也是画家们乐于描绘的主题。诗涵咏着画意 ,画蕴藏着诗情。以致于有“诗画本一律”① ,“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 ,”“故凡可…     

论孟郊“苦吟”的语言策略

追求诗歌语言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是孟郊“苦吟”为诗的重心所在.其“横空盘硬语”的创变手法主要表现为:一、字词,打破惯常搭配,选用狠重字眼;二、造句,不为传统所囿,采用拗折句式;三、声韵,用仄调选涩音,着意避免入律.目的是造成奇峭之势,以发抒不平之鸣.为避免在“苦吟”求奇的道路上走得太过,孟郊在求新求异的同时,极力讲求文字的精确与传神,以收“妥帖力排奡”之功效;向古诗学习,或用“联环文藻”、“蝉联顶针”的句法,或用双声、叠韵之对仗,从而使其诗在拗怒中时见流畅之美,在生新奇崛中兼具古诗风致.     

《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

所谓“意象”,应当是“意”和“象”的统一,这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陈应行《吟窗杂录》载旧题白居易所作的《金针诗格》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海之类是也。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白氏把意象统一在“意”之下,但他所标举的“意”更多地具有了“理性”因素,明显地带有     

原型美学——《诗》《骚》美学

海内外对《诗》《骚》影响中国诗学的作用,谈论了何止万语千言,但其眼点都是《诗》《骚》的艺术表现技巧,很少从深度层次上去探究、说明。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遇有浮沉,时有得失。畴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世也。”《诗》《骚》美学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所接收,并代代相承,其更深原因何在呢?这正是我们所要接触并探讨的问题。     

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刍议

以苦吟出名的晚唐诗人贾岛,诗中颇多警句,其最为人所称道者,当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对此二句,作者尝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以为这二句与全诗联系起来看,却算不得佳句。该诗题作《送无可上人》,诗云: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合作近邻。 清人施闰章在《蠖斋诗话》里说:“余谓此语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间偶得之;不作送人诗,当更胜。”今人潘述羊也说:“既是送人诗,而且似乎还是送别诗,就不该写和尚‘独行’与‘数息’。”(《写作掌故杂谈》) 《送无可上人》为送别诗,送别之作,说被送之人“独行”、“数息”当然欠妥。而问题在于这“独行”、“数息”是否如前之论者所言,是指无可上人。鄙见以为,这二句并非指无可,而是写送别无可上路后,作者自己独行野望、徙倚徘徊之情的。     

“击钵吟”:演变的历史和历史的功过——《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三

当台湾文学的发展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击钵吟”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台湾新文学倡导者的严厉批评.1924年,张我军著专文指出:“现在台湾文坛上”方在盛行的“所谓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和“恶习惯恶风潮”,其“绝无仅有的意义”在于“养成文学的趣味”和“磨炼表现的工夫”两项而已(《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 什么是“击钵吟”?它是如何沦为诗界     

“衲子”未得衲子心欲矫“浮艳”落“苦”“僻”——贾岛入出佛门的尘俗遭际及其诗风的成型

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贾岛似未悬疑什么公案:衲子出身、壮岁还俗、屡试不第、“举场十恶”、贫困终生;诗歌创作以“苦吟”名世,“推敲”锻炼痴撞韩愈“节仗”,诗风可以“苦”、“僻”、“清”、“瘦”涵盖之。然而,其诗风成型的佛因俗缘,惜少揭示。在社会生活中,他得韩愈“怜惜”返还尘俗后“日日攻诗”、“年年名场”却终身不第,困顿潦倒又被讥“衲气终身不除”,究其根本,贾岛乃典型的“初心”未宁———“衲子”未得衲子之心,这是贾岛诗风形成的外缘。“诗的原因”则由于诗人欲矫“浮艳”诗风、时风的大愿和艺术实践所造成。欲“矫”之,则必示范之,诗人只能诉诸“苦吟”,渐次形成了以“苦涩”为核心,逐而蔓延开来的“险僻”、“清奇”、“淡瘦”之个体风格。     

晚清平番诗人保鉴

保鉴,字镜如,清咸同时平番县七山(今永登县七山乡)人,幼年敏悟,过目成诵,被称为“才子”,曾任七品京官,咸丰进士,通经史,善诗文,著有《春晖草堂诗集》。据说其为诗也举凡“世运之兴衰,时事之得失,与吾生出处离合之故,悲愉喜怒之端,有难以语言争者,无不可发之于诗,转觉抑谁语中,得一放谈法,有触即吟,无事不书”(《春晖草堂诗集序》)。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郑谷诗歌的悲剧特征论

郑谷是唐末诗坛一位名家 ,其诗是晚唐五代诗风演进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后世褒贬不一。本文观照郑谷的生活道路、心路历程 ,试从仕殇、世殇、文殇三方面来揭示其诗歌的悲剧特征 ,并对其诗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晚唐隐逸冲淡诗派初探

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方干、郑谷、曹邺、司空图等人面对末世衰代,胸有大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尽管思想和人生态度有别,但其悲观心理与绝望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提倡隐逸冲淡文学,书忧愤于江湖隐逸之别途,系淡漠于山水田园之致景,构成了晚唐诗坛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诗歌流派——隐逸冲淡诗派,代表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开始时代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于无奈之中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     

对郑谷诗“格卑”的辨析

历代诗评家大多认为郑谷诗“格卑”，本文试图通过溯源郑谷诗“格卑”的评语及缘由，辨析诗评家认为郑谷诗“格卑”的实质．得出郑谷诗恬淡格调观的见解。     

论韦庄诗中的“夕阳情绪”

本文认为韦庄诗中大量夕阳意象是诗人审美情趣与艺术心理的一种自然流露，可称之为“夕阳情绪”。按其情绪体验的具体内容，可分为反映某种闲适愉悦情绪的诗和反映低回伤感情绪的诗。这类情绪又以心理层面上的显隐之别作为一种记忆情绪而构成固有的心理模式。韦诗的“夕阳情绪”，有其产生的环境和人格特质方面的原因，表现为诗人身处末世的伤感，并显示出诗人理想的光芒和正义的人格力量     

李白诗《天姥吟》探疑

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千多年来为人们广为传诵,是太白的代表作之一。关于这首古诗的诗义,向来多认为属“游仙”之作,体现了“理想主义”精神,是以“梦游”的形式,(?)过对梦幻中的天姥山奇景的描绘和热烈向往,表现诗人蔑视权贵、渴望自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说诗中所写的梦境是“美妙的神仙世界”,“神奇、美好无比”,是“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想象中的乐园”,等等。基于对诗义这样的理解,所以关于本诗的诗境大多归纳为     

论铁崖体

宋荦在《元诗选序》中概论元诗的发展,说:“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沨沨乎亦各一代之音,讵可阙哉。”杨维桢(铁崖)生当季世,以其豪迈不羁之才,磊落不平之气,发为诗歌,创铁崖体,风靡了元末的诗坛。宋荦所谓“铁崖、云林持其乱”,既可认为他把铁崖体看作乱世之音,也可把“乱”理解为骚赋的末章,而把铁崖体看作元诗的终结。元诗的风格近唐,唐诗由初盛入中晚,由正入变,元诗亦由虞、杨、范、揭之盛入铁崖、云林之乱。近来研究文学史的人们对中、晚唐诗尚颇多重视,对元末的铁崖体则往往视作自桧以下,简单地以矫饰怪僻一语以否定之。其实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盛衰,其关系甚为密切。恢宏开廓的盛世之声和奇诡哀怨的末世之音,往往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更相迭代。然而它们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历史承袭的基础上带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杨维桢所倡的铁崖体,其风格颇似李贺,但由于宋元以来理学思想束缚的加深,元末社会的极大动乱以及个人生活经历之差异等原因,杨维桢的诗比之李贺差别有二:一,强调传统的诗教,带有较重的复古倾向;二,在风格上又更为排?放逸,流荡不羁。宋濂为杨维桢作墓志铭,称道:“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杨维桢生前曾屡为诗坛盟主,评判甲乙,士林翕然风从。尝称:”吾铁门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元诗选·玉笥集》小序引)一时名流,如“东海倪元镇、昆山顾仲瑛、云丘张仲简、吴兴郯九成皆其客也。”(顾起纶《国雅品》)因之门人章琬为他的诗集作序说:“南北词人推为一代诗宗,此非琬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同时的琅琊子甚至作诗称道:“李杜文章万丈光,并驱今是会稽杨。”(《东维子集》卷三十一附录)虽然誉之过高,然而却反映了杨维桢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其先后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家,如宋无、张雨、萨都刺、陈樵、贯云石、王冕、李孝光,以及张宪、郭翼、项炯、李序等,大都与之风格相近,或可看作铁崖体的先导,或可看作铁崖体的羽翼。要之,铁崖体的形成与发展是元明之际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环,它上有所承,下有所启。本文即试图从分析杨维桢等人的诗作入手,进而探明铁崖体的特点及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在诗歌的家园里栖居——晚唐体苦吟的意义及影响

唐末五代宋初 ,学贾岛为诗者难以数计 ,形成“贾岛格”或曰晚唐体的诗歌流派。此派诗人大多嗜诗如命 ,苦吟成篇。诗歌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是生活的唯一内容 ,他们就栖居在诗歌的家园里。苦吟是晚唐体诗人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 ,它让诗人暂时忘却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 ,从而达到解脱痛苦、安顿心灵的效果 ,苦吟的行为也表明了对语言的极端重视 ,是诗人们完成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可行途径。晚唐体诗在尚意、尚理、求新出奇、避熟避俗等方面与宋诗有着精神上的一致 ,对宋诗也有很深的影响。     

王鹏运和他的词

王鹏运(1846-1904)字幼霞(佑遐),号半塘、半塘老人,又号骛翁,因有室名“吟湘”,也曾自署吟湘病叟,祖籍浙江山阴,约在清代道、咸年间入籍广西临桂(今桂林)。他的曾祖父王会、祖父王立诚均封资政大夫。父亲王必达(号霞轩)道光癸卯(1843)举人,官至甘肃省安肃兵备道,后调补广东惠潮嘉兵备道,卒于赴任途中。王必达是一位诗人,著有《养拙斋诗集》十四卷,主要抒写晚年的军旅生活经历。据说未收成集的诗还有不少,皆因戎马倥偬中散失不存。后人对他门评论是;“朔漠一官,离家万里;边塞风云,感慨时艰。发为诗歌,淋漓激昂,以子美夔州、东坡惠儋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