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

集体林权改革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应当从林改后的乡村治理入手,着重从村财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四个方面来考察乡村治理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区域的多元乡村治理模式,以期对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促进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性、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

当前推动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更是实现目标任务的重要手段。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是消除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数字乡村建设方面还面临着政策体系不完善、技术支持不到位、多元主体赋能不足等实践困境。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始终要立足国情农情、遵循乡村发展的科学规律,要从优化数字乡村战略的顶层设计、弥合数字鸿沟、夯实数字乡村人才支撑等方面进行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论乡村政治变革与农村稳定

计划模式的乡村政治已不适应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它所滋生出的种种弊端是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改革这种政治体制。对此,国家在管理乡村的理念上应树立成本意识,实行村民自治与司法独立,正确处理村民自治中的宗族问题,并把乡镇政权基础转向民主法治建设,以使农村保持长治久安。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近年来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综述

乡村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乡村两级不合理的权力运作模式以及处于这种模式之下的乡村干部的不规范行为,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的不公也为乡村举债预设了前提。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是治理乡村债务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对既有债务区别情况、分类决策,是治理乡村债务的重要方法和中心环节;加快农村财税、金融、干部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以及土地、户籍、分配等配套体制改革,是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乡村组织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新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进展顺利,农村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的社会组织弱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乡村组织建设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给乡村组织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加强乡村组织建设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力图从乡村组织的作用、面临的新挑战入手,重点探析组织健康发展的新策略.     

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乡村承载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乡村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发展红色旅游在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红色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产业融合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多元主体联动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聚焦现实问题,通过强化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文化内涵、凝聚多元主体等有力措施发展红色旅游,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对策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村民自治有效程度影响到乡村的治理绩效。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着自治主体数量不足、自治规模不当、自治机制运行不良、自治要素条件不佳等多重困境,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应从理顺乡政村治关系、科学设置自治单元、培育壮大自治主体、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合一等方面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和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三治融合"视野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机理与理想图景——基于湖北宜都试点的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经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颁行,"法治乡村"在政法话语体系中正式得以确立.湖北宜都试点表明,当下的法治乡村趋近于一种"治理型法治";法治乡村建设的基层创新机制...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数字乡村发展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精明增长理论的探索

随着信息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创新路径,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边界扩张、发展模式僵化的困境。限制数字乡村无序蔓延,提升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成为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命题。本研究引入精明增长理论,建立空间紧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生活和谐的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的实践逻辑体现为将乡村视为系统的生产单元是逻辑起点,乡村处于持续健康增长状态是客观前提,乡村的聚集效应与聚集经济是内生机制,乡村的合理规划与政策扶持是外力助推。然而,由于理念的转变与治理技术的升级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数字乡村精明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挑战与困境,即宣称精明增长,却在造就新一轮的粗放扩张;宣扬社会公正,却在形成更严重的阶级分化;倡导生态保护,却在引发更深层的环境危机;承认发展多样,却在构建统一性的普适原则。基于此,未来需要从价值体系引导、政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机制设计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优化,最终达成数字乡村精明增长目标。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乡村共同体重建与农村文化生态的实现

共同体是具有关联性的人类群体平等共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的生活形态。随着当前农村改革进程的推进,现代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渗透,不断瓦解着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高度集体化的农村生产与生活共同体,但也为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动力支撑以及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动乡村治理科学化、壮大农村合作经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等途径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共同体,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