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浅论中华文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柢作用——基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阐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五个突出特性”方面对中华文明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更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历史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博大的历史根基;在发展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在政治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牢固凝聚的政治理念;在社会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多元一体的开放胸怀;在文化之维上,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美美与共的内外环境。     

世界文明史视域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色，这一“突出特色”包括五个方面，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文物、文献等印证了上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相对世界文明史上的其他文明特征而言的。对比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世界文明史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史特点，可以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共建”,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习近平关于家庭道德教育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基本理论视角与框架,以中国共产党家庭道德教育的历史实践为前提基础,以传统家庭德育文化的“双创”发展为内涵来源,以社会家庭建设的实际需要为根本发展动力,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探究习近平家庭道德教育相关论述生成的逻辑理路,对于促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努力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明确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要求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整合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殷墟文化、黄河学、洛阳学、两宋论坛等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尽快推动中原学研究,努力打造中原学派,服务中原人民,繁荣中原哲学社会科学。     

文化基因嵌入生活日常的中华传统文化演进——以中华茶艺文化为切入

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全面概括,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这五种特性是对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定性描述,也将文化基因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起源于中国的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综合性技艺。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中华茶艺以茶器具、茶音乐、茶技艺、茶表演及茶民俗等为载体形成的和、静、敬、雅、仁的文化基因嵌入中国人生活日常,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其形成的文化镜像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性”的概括。对中华茶艺的文化基因探析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实践方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概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伟大创造,不仅体现了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演进过程,也代表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又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更是世界文明的崭新形态,第一次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伟大变革。从生态内涵、生态思维和生态特征三个方面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意蕴,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文明发展方向,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天”“人”关系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人类应该如何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深刻理解并系统梳理、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的丰富论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传统的“旧邦新命”——中国文化传统现当代转化的理论自觉

儒家将修身之道与平天下之法融会贯通,言教不言养,由此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从马克思“三形态说”的视角来看,儒家的平天下之道是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产物,表征的是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儒家以“礼法”来平治天下,其社会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命、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资本”为标识的市场经济或工业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其存在论特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转化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从自然经济时代的教之道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教之道,为对抗“物的依赖性”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抽象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时代的“平天下”之道。     

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

中原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而中原的“商”文化的发展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且有据可查的。中原商文化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原“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商业理念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商文化的发展是华夏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中原商业文化概括为智、仁、勤、俭四个字,指出中原商文化是建设华夏文明的需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体会

<正>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深刻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思维,彰显了坚定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习近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的建构历程、生成渊源及践行理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萌芽于习近平知青时代“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的自我思考，丰富发展于在河北、福建的“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文化建设理念中，在主政浙江、上海时期于“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新时代践行新的文化使命的思想指引。作为习近平文化观的重要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经典内容，扎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建基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是聚焦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谋划攻略，也是引领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先进理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践行这一重要论述，需要坚定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立足中华文明，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推进文明综合创新。     

新中国70年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地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今日民族复兴大业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中华文明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任务。文章运用唯物历史观梳理、概括和总结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回答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在近代遭遇到“亡国灭种”空前危机和中华文明焕发面向世界的新的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时代中华文明要为世界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论断,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任务和路径选择

华夏历史文明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建设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就必须明确发展目标、确立战略定位.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着力培养文化名家,彰显中原优秀传统的文化符号,创建华夏历史文明主题基地,构筑凸显中原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可以通过实施理论研究工程、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程、文化民生改善工程、文化产业提升工程、文化消费提升工程、文化“走出去”工程和文化政策保障工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程等途径,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中原学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中原学概念的提出与学术体系的建构，体现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担当，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和学术自觉。根植中原历史文化和中原经济社会发展，中原学在理论研究、学术队伍、指导实践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原学的“四梁八柱”诸如黄河学等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全球文明对话方面颇有建树。着力提升中原学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应从中原学学科基础、政策支持、方式方法等多个路径入手，通过构建扎根中国、上下发力、融通中外、立体综合的新时代中原学学术话语体系，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提供巨大的文化力量和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