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

清康熙、雍正年间,包括湘西在内的原湖广的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六十余年后,湘黔苗民以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凤凰三厅和贵州松桃厅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起义。湘西苗区的“改土归流”情况如何?它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乾嘉起义与“改土归流”有什么联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蓝印染:古老民间工艺的蓝色天堂

正蓝印染,是湘西民间传统而古老的印染技艺。在土司王朝统治湘西的800年里,民间印染工艺与湘西人日常生活紧密相伴。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加快了湘西的发展进程,中原汉族文化技术的进入也加快了湘西印染工艺的发展进程。到19世纪下半叶,整个湘西的染织行业,从业人员达到数万人,这个时期成为湘西民间染织行业的鼎盛时期。经过历史的洗礼,如今,湘西是湖南省唯一完整保留民间蓝印染工艺的地区。     

湘西彭氏土官长期存在的原因简析

自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溪州刺使,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止,彭氏土官统治在湘西地区沿袭了800多年之久。本文通过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羁縻之术"和彭氏土官的军事实力以及彭氏土官灵活务实的策略梳理,分析了彭氏土官在湘西地区能够实现长期统治的主要原因。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略论历史上的湘西开发

所谓“开发”,是各民族人民对某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就开始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湘西地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羁縻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最后总结其历史经验。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

历史上,土司制度在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过很长的时间。明时,广西土官叛服不常,影响了王权的尊一,曾有改土设流之议,但因条件未臻成熟,终被弃置。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这对广西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改流较彻底,有的则遗留不少问题。     

试析清代湘西苗疆天王神判延续的因素

白帝天王神判在清初湘西苗疆改土归流后长期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成为该地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着重从民间根基深厚、国家司法体制缺位等五个方面讨论了天王神判在湘西苗疆为何能长期延续的原因。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初探

<正> 1982年,国家民委转发的《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恢复土家族成份,主要是清代‘改土归流’前的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地区,在其周围的卫所地区和边缘地带也有这个问题。”湖南张家界地区在清代以前正是土司、土官管辖的土家族地区。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湘西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元明清时期建立了土司机构,明清时期又新建了卫所机构。下面就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作个探讨。     

广西“改流复土”浅语

“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政治改革,它在中国历史上历时甚久。对此,论之者不少。但是,与之背道的“改流复土”,论之者往往数语而罢,未予深涉。现不揣浅陋,献芹于识者之前。一、“改流复土”概况改流复土,顾名思义,指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地区原实行的羁縻制或土官制改流官制后旋复由民族土著世袭首领统治。封建王朝中央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始于明洪武初年对忻城     

清代湘西苗族地区儒学发展考评

<正> 一据《湖南通志》记载,湘西苗族地区迟在南宋绍兴年间才建起历史上第一所学校——东洲书院;元、明两代只增建了泸溪县学、辰洲府学和五寒司学(后改为凤凰厅学),而且这些学校时兴时废,等于虚设。清代,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至乾隆年间止,共在湘西苗族地区建立了书院6所、义学33馆,重建和新建县、厅学5所;镇压了乾嘉苗民族起义以后,又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增设书院6所,屯、苗义学一百馆,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     

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

<正> 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苗区的商业有所发展。本文仅从有关史料记载.作简要叙述,旨在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市场的繁荣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苗区的商品经济“改士归流”后,湘西苗区废除了土司制度,清政府鼓励开荒,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乾隆年间1736-1795),永绥厅“黄豆岁出万余有,出境五、六千石”;“绿豆岁出二、三百零石,做油货、做粉”;“包谷万余石”;     

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

清代乾隆朝,在黔东南、川西、湘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屯。驻兵设屯,战守结合,并将当地各族民户按军屯体制编管。在四川,还将屯区周围土司归屯管理。这使康熙雍正以来改土归流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仅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改土归屯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王朝势力的地方渗透——以清代湘西妇女节烈为视角

节烈行为是中国古代妇女生活中特殊的社会现象,湘西于清代普遍出现妇女节烈,究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无外乎国家政策影响、宗族控制及女性主观选择三个方面,但就湘西而言,新型社区宗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深入分析湘西地区的妇女节烈,即可发现其存在数量多、区域分布不均的特点,此为湘西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所致。概言之,通过对清代湘西地区烈女群的研究,可洞悉改土归流后中央对湘西控制的加强,这种控制不仅干预着女性个体的发展,同时也深深影响着湘西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