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告,新兴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经历从“G7时代”到“G20时代”重大转变的主要动力。新兴国家把G20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合作平台,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群体,金砖国家机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G20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

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格局.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已日益表现出缺陷与不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一方面挑战并改变着传统的全球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传统格局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不足.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并决定全球事务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G20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地位正是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亦是全球政治格局进一步优化的表现.G20带给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以及与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国应将G20作为加强国家间在解决全球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协作平台,以替代G8机制,并结合联合国机制及其他区域性合作机制,把国家问的全球性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空间伦理诉求及应然逻辑

体育承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神圣使命。然而,在体育全球化与媒介化的大趋势下,西方体育强国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和媒介优势基本垄断了体育国际话语权,挤压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体育文化传播空间。因此,构建“传播空间命运共同体”,争取一个公平正义的全球传播环境,成为中国推动全球传播空间治理的伦理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体育跨文化传播的应然逻辑在于形成一系列良性互动关系,即处理好体育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建构自我话语权与尊重他者话语权的关系、价值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关系,促进各国民族国家体育文化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重大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与博弈中展开较量，中西方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身份认同论等理论为分析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界构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理论界应当保持警惕。在理论构建层面，应尊重既有理论体系，完善特定部门领域理论；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勿将良性理论交锋恶意升级；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应当始终保持客观理性，实行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特殊理论视角 ,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 ,它是指 :1 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 ;2 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 ;3 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中国正实践这种全球治理 ,并为世界提供着新鲜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1 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 ;2 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 ,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 ;3 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 ,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4 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研究

作为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相融合的产物,数字卫生顺应了人类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数字卫生有利于各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建立更为紧密的疾病监测网络,促进信息共享、医药科研合作与医疗资源整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防控、诊断和医治过程中的人际接触传染风险,为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带来数字赋能。在全球重大传染病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而数字技术的兴起为双方公共卫生合作提供了新内容、新方向和新平台。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拥有高度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东盟良好的数字卫生应用前景提供了合作契机,中国数字卫生技术的蓬勃发展贡献了技术动力,中国与东盟的高层推动奠定了政治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东盟的数字卫生合作仍然面临东盟“数字鸿沟”制约、公共卫生治理失衡、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协调不足等多方挑战。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与东盟数字卫生合作,中国与东盟双方应在数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与公共卫生服务数字化、数字化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卫生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以推进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和电子商务贸易逆势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中国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合作基础、合作机遇良好,但双方合作仍面临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经济规则不协调不兼容和数字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双方可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为契机,强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互联互通,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差别化投资和本土化发展,培养数字人才和深化技术交流,协调统一数字经济规则和强化网络治理合作,加强战略对接和主动积极应对域外因素挑战。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文化治理的理论源流、反思与现实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范式,文化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化治理有着迥异于西方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环境。在中国推进文化治理过程中,应从“怎样治理”与“什么文化”两方面对源起于西方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进而从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道器一体”确立中国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因此,在理念上,要立足中国实际,明确社会转型期文化治理的特定文化内涵;在方法上,要借鉴他国经验,充分利用好博物馆、艺术馆等文化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文化入心”基础上最终实现文化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