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与合：近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与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背景复杂,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人口迁移与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的形成;矛盾冲突与和谐友好并存,和谐是主流;各民族聚合力达到历史新高度三个方面。同时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近代广西各民族交错杂居,走向互嵌融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近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体现出“内聚中华”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奠定心理基础;近代广西各民族共同抗敌体现出的团结合作精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以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为例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是党和国家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提出的重大创新举措,是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践形式,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又促进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本文以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镇这一多民族聚居区为例,厘清大河家镇各民族互嵌式格局的历史演进,阐明大河家镇各民族互嵌式发展的主要内容及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生活范本。     

政策引导、群众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陇川县龙安村为例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多民族互嵌式共居的经验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政策引导下和基层群众工作中,不同民族围绕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展开互助、互鉴以至互赏、互信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和谐族际关系建构路径,远非西方族群研究中占主流的“社会融合”理论所强调的——隔离与融合二元对立。它揭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脉络和特征,也对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有启示意义。     

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

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从经济上看，互嵌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渗透关系，通过经济互嵌式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综合评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发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已有显著提升，但族际差异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

在深刻内涵方面,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强调交往的强度与广度;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强调交流的精度与深度;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交际效果,强调交融的效度与限度。在结构样态方面,有本体结构、外延结构和总体结构之分。其中,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与共生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本体结构;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的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外延结构;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的“1+2+3+4+5”上下贯通的衔接与联动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总体结构。在理论特质方面,主要包含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层次性等四个方面,这为更好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与逻辑依循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包括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综合交往观、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观和以普遍相融为归宿的世界交往观,它为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认知提供了一种解释性框架。基于此,就概念内涵而言,民族交往是以经济性互动为基础的民族全面交往,民族交流是以主体间性沟通为原则的民族双向交流,民族交融则是以共同性增进为导向的民族有序交融。就内在逻辑关系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族际普遍联系互动与民族关系动态演进中的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以民族交往为系统结构,以民族交流为系统过程,以民族交融为系统功能。就外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统一这三重逻辑关联。     

呼和浩特新城区:六项举措促互嵌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历史上是国家经略边疆的重要节点,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北疆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近年来,新城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重构物理空间、整合公共服务、重塑治理格局、拓宽就业路径、打破数据壁垒、聚合文化认同”六项措施,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推动各族群众全面融居、互嵌式发展。     

从红水河流域蚂节看壮汉文化交融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壮族极具农耕色彩的节日。在壮族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其文化要素与内涵不断丰富,壮族神器铜鼓与汉族神兽实现互通,壮族文化与道教文化得以互融,壮、汉民族以仪式为纽带“同祀共欢”。壮、汉民族通过“互鉴”的途径达成“共享”,从而实现彼此文化的交融。蚂节也因此发展成为整合壮汉民族关系的节日庆典。这一鲜活案例不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体现,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对于从多维度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所助益。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关系为纽带联结形成的关系性存在,体现为相关人群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凝聚彼此的内生情感关系,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关系理性、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推动各民族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关系,体现在：社会交往培植关系理性、文化交流增进价值共识、情感交融厚植情感归属。坚持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对于增进共同性、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民族社区的次级概念,研究其形态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辨析社区、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涵义;并以“民族互嵌”的两个关键属性“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为变量,通过2×2矩阵将民族互嵌型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区隔型、接触型、融洽型和交融型;最后认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也需要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库进行必要的评估监督.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民族“互嵌”格局的公共性建设

由于历史、地理、习俗等诸多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在经济、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区域与区域之间呈现局部性特征。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推进,民族“互嵌”格局建设逐渐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优化模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是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互鉴的产物,其刻写着不同民族地区在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互嵌”状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促成“共同富裕”的空间互嵌作用、具有培育“民族相牵”的区域文化整合作用、具有“连枝同气”的心理凝聚作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助力民族“互嵌”格局的公共性建设的路径在于：完善民族互嵌的制度界面,奠定公共性建设的“物质基础”;累积民族互嵌的能量场,建构共同的精神家园;搜寻民族文化体系的“共通性”,培育公共性思维。     

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共有“乌力斯哈拉”看民族交融——以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卜奎为中心

中国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的氏族组织由“哈拉”构成,而且都有“乌力斯哈拉”。文章结合博穆博果尔、卜奎这两个历史人物,探讨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的关系。经研究认为,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属于“民族互渗”的交融现象,博穆博果尔、卜奎是这两个民族共同认同的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和卜奎的事迹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生动实例。这充分说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实组成的。     

互嵌型移民社会构建研究

以宁夏移民社区为切入点,基于多维向度下各族移民互嵌的社会生活实践,尝试打通“互嵌式社区”到“互嵌式社会”研究的理论进路,理清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内部共同性与整体性生成的内在逻辑,探讨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与移民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移民共同体如何团结成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移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领会又对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构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此获得对“民族互嵌”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宏大进程的新认识。     

民族互嵌与文化特质的共享生成——基于“托茂人”与“家西番”文化变迁的比较研究

“托茂人”与“家西番”是青海湖东北部民族交错地带的两类跨文化复合群体。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出发,对两类跨文化复合群体的文化特征和变迁路径进行梳理和探讨,是认识和理解交错地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方法。民族互嵌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多维度的文化互动搭建了平台,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现实需求等因素对文化变迁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动态性都发挥着作用。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部分文化逐渐改变了特定的民族归属,生成了区域内群体之间的共享文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型文化的普及使得群体之间的共享文化进一步扩充。     

“互嵌”的机理与路径

互嵌是一种民族之间交接融汇的关系,它既可以自然生成也可以人为建构,因循内在规律与机理,稳妥引领、得体推动互嵌进程,有助于形成多民族和谐交融的局面。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为形成和发展各民族互嵌的态势提供了时代环境。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先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融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当今中国和人类世界留下丰厚的遗产和启示。认真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与当代实践路径——以潇贺古道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

潇贺古道作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通道和文化线路,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证,为基于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的艺术乡建活动提供了历史生成条件和当代实践场域。沿线瑶族村落艺术乡建的历史生成逻辑在于：经济互补促使区域发展格局正式形成,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瑶族传统村落这一特有村落形态;族际互信使得区域治理共同体更加巩固,为当代基于民族互嵌的艺术乡建奠定了坚实社会根基;文化互鉴助推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为当代基于艺术交融的艺术乡建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沿线三个瑶族村落为中心,在当代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生发出多维路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艺术家赋能路径;艺术融入乡村建设的村落空间活化路径;艺术嵌入乡村建设的节日完形诗意栖居路径。这是对艺术乡建在历史语境和现代化语境中的反思,也是对其研究话语和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民族地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对象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