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交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兼及武陵地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刘三姐”歌谣何以实现跨文化传唱——论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交织中的共同体形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歌谣不仅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蕴,更关联文化共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主题。基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定位的联结模式,“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可视为生成“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共同情感”的意义链条,以完成情感共通和共同体形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以共性记忆构筑文化共享系统、以共同情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以稳定文化基因铸牢共同体意识三者相整合,共同勾勒出理解“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理论谱系,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情感与心理基础。     

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心”与“边缘”之间：武陵山区的人类学研究理论路径与探索

武陵山作为西南与中原、边疆与内地的重要联结区域,不同文化在此空间中接触、互化与融合,成为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富矿区。在“中心-边缘”和“走廊-通道”等理论视角研究下,武陵山地区的“中间特质”及其文化上的复合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从“中间地带”这一理论概念理解武陵山区,不仅有助于打破自然地理上的阻隔、行政边界的限制和文化上的区隔,也利于对前人理论进行综合与提升,进而更好地解读这一区域的人群历史记忆、文化复合状态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红水河流域蚂节看壮汉文化交融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壮族极具农耕色彩的节日。在壮族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其文化要素与内涵不断丰富,壮族神器铜鼓与汉族神兽实现互通,壮族文化与道教文化得以互融,壮、汉民族以仪式为纽带“同祀共欢”。壮、汉民族通过“互鉴”的途径达成“共享”,从而实现彼此文化的交融。蚂节也因此发展成为整合壮汉民族关系的节日庆典。这一鲜活案例不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体现,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对于从多维度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所助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场域结构——民族高校各民族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物理空间上彼此共在,社会空间上彼此共识,文化空间上彼此共享。民族高校各民族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交往交流交融,易于达成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通过对X民族高校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民族高校存在各种类型的民族互嵌和互动的社会场域,相关民族主体作为社会行动者可在公共的社会场域内相识,形成民族个体在场或共在,促成民族互动形成面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在民族高校里,各民族主体在共居、共学、共事和共乐等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各民族文化共享的生活世界。这种共在共识共享的生活图景,构成了各民族相知相爱的生活气氛,实践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画面。因此,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场景中,国家在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是培养民族个体的跨文化认知能力的基石,以此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从清代民族图志所载西南“土产”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气候温暖湿润,“土产”类型丰富多样,如优质木材、茶叶、生漆,以及大型家畜等。生息在当地的民族通过“土产”的交往,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交融,做到了区域民族间的整合。这些内容在清代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黔南苗蛮图说》《夷人图说》“百苗图”中均有一定记载。结合方志、实录诸类资料,深化其研究,对于探讨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历史移民与民族互嵌式村落演进——以咸丰县官坝村为考察点

“民族互嵌”是当下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领域的新兴概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官坝村作为鄂西南地区因历史移民而形成的民族互嵌式村落,来自异地的多民族人口汇聚于此,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居住格局相互交错为表现形式的空间互嵌关系,以基层市场、礼物经济为纽带的经济互嵌关系,及以语言融合、信仰交融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互嵌关系。受互嵌关系的影响,官坝村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深入,民族关系和谐稳定。本文旨在通过对官坝村的案例分析,揭示民族互嵌式村落的形成演进过程,为当今“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民族间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探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的趋势,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相关论述,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解读,发现其更深层的含义,即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同时结合了当前形势及相关理论,进行探析。     

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交流交融下的文化共享与认同——以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为例

藏彝走廊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多民族音乐资源。多民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上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以多样性、包容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质成为族群音乐文化的内核之一,呈现出族群、跨族群传播的音乐共享现象。极强的音乐传播力促进了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以此成为各民族交流互动“美美与共”的文化纽带,作为共创共享的音乐文化,其发展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逻辑。藏族扎木聂与彝族月琴在藏彝走廊整个音乐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标示性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藏、彝民族文化认同,增强了族群心理共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精神调节功能。本文打破民族、地区、乐器、乐曲的藩篱,以中华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视野和中华民族音乐交流交融的民族视野来研究藏彝走廊多民族音乐,这对提升民族音乐的发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民族间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探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的趋势,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相关论述,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解读,发现其更深层的含义,即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同时结合了当前形势及相关理论,进行探析。     

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

在深刻内涵方面,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强调交往的强度与广度;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强调交流的精度与深度;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交际效果,强调交融的效度与限度。在结构样态方面,有本体结构、外延结构和总体结构之分。其中,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与共生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本体结构;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的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外延结构;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的“1+2+3+4+5”上下贯通的衔接与联动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总体结构。在理论特质方面,主要包含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层次性等四个方面,这为更好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应高度重视“三少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等地。由于历史上这三个民族邻近交错居住．有着相吐密切的交往．在渔猎采集生产、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民俗等方面有着相同相近的文化。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三少民族”。随着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外来史化的冲击,“三少民族”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发生了重大变迁,传统生产方式不复存在,经济转型、居住格局重组．     

湖北：以茶促“融”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近年来,湖北以茶促“融”,架起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连心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以茶为媒,促进边疆茶销区与内地茶产区、中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产茶区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坚持以茶富民,加强民族地区茶产区“三茶统筹”高质量发展,助力各民族共同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以茶载文,推进中华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以茶润心,挖掘各民族创造中国茶的历史,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以茶弘道,宣传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精神特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现将《民族团结研究》杂志刊发的《湖北省以茶促“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文转载分享。     

春节:中华传统 文化纽带

<正>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春节不仅融合了各民族优秀文化,也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舞台。春节文化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时空经纬交织、各民族互动交融、文化形式与价值体系严整的综合性谱系。可以说,春节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先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融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当今中国和人类世界留下丰厚的遗产和启示。认真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