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价值依据--来自上市公司的直接证据

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 ,市场价值与公司自身估价并非一致是常态。这为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即公司的投资决策究竟以股市估价为决策依据 ?还是以项目自身的基本价值为依据 ?许多研究表明 ,法人控股公司业绩好于国有控股 ,人们据理论推断 ,那是由于国有股东具有为谋取私利而投资于净现值为负项目的强烈动机 ,但没有对投资行为直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市场价值信号对公司投资的影响 ,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决策对市场估价反映敏感 ,而与项目价值却不存在显著性关系。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动机是利用现有股市的功能性缺陷而谋取私利。对于法人控股公司 ,公司投资与单位资本的收益现值显著正相关 ,而与市场估值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这表明 ,对于法人控股公司而言 ,投资决策追随于项目的未来收益现值。信息失真和股市投机是公司投资行为扭曲、融资行为扭曲的生存土壤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宽带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宽带试点城市建设能够有效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在较长的时间区间内保持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同群效应的影响下,宽带试点城市建设能够对目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到更大的效果。异质性检验发现,宽带试点城市建设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宽带试点城市建设能够帮助企业改善信息不对称、优化投融资行为、激活创新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文章的实证发现有助于更好地评估数字中国建设对企业影响的绩效,为微观结构主体生产提质增效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参考建议。     

证券交易税与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兼论我国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

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证券交易税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途径以及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学者认为,课征证券交易税或提高证券交易税的税率能增加交易成本,抑制投机,降低市场的波动性;反之,则刺激过度投机行为,扩大股市波动的幅度。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上述观点不一定成立。对各国(包括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存在着差异。从对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印花税率的调整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政府可以适时对证券市场的税收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本投资

本文以2005-2009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情绪感染理论和迎合理论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幅度较大,其波动的情绪感染和影响了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与一般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管理者使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资本投资之间的敏感性增强,加大了公司的投资支出。相比较而言,当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更会感染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情绪,使之提升公司投资水平;而当投资者情绪低落时,其引发的感染效应减弱;对于投资水平较高的公司,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更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新兴的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资本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稳定性的影响效应与传导路径分析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加剧,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以200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金融化与股市稳定性实证模型,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降低了股市的稳定性,考虑宏观政策、内外约束机制的调节效应,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公司治理则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市的不稳定性效应.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企业透明度、财务基本面趋同性影响股市稳定性.为了提高股市稳定性,应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机行为的甄别与管控;严禁企业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缩小金融、房地产投资与实业投资的利润差;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建立良好的内外部约束机制.     

地方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预算软约束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下,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会异化为类似“资源开采”,地方政府源源不断地“采掘”地方债,有可能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在辨析地方债资源诅咒效应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地方债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债务率的快速增长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资源诅咒效应,过度膨胀的地方债将影响营商环境、扭曲产业结构、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弱化企业科技创新。     

股市过度投机的上市公司维度分析

股市经过十多年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十多年来，我国股市一直被“庄家市”、“消息市”所困扰，过度投机问题已经成为股市健康发展的瓶颈。上市公司素质低下，回报意识淡薄，股票缺乏投资价值，是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盛行的根本原因。把股市建设成有效的投资、融资和适度投机的场所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建立规范的分配回报机制，实现筹资者和投资者的双赢。     

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现象的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市盈率、换手率、市净率和股价指数波动幅度4个指标的分析,得出中国股市存在过度投机的现象,并通过博弈分析,提出政府应当加强对股市的监管,提高监管者的努力水平;设法减少投机者的投机收入,使股市投机的收益预期下降;同时,要加强监管机制的有效设置和配套政策的支持.     

经济金融化背景下管理者自信对实业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

经济金融化加速形成过程中实业投资率稳健下降引起社会的普遍焦虑,但该谜题尚未真正破解.本文构建包括7个维度的管理者自信评价体系,并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管理者自信影响实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整体而言,管理者自信抑制企业的实业投资.但是,适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进行实业投资,而管理者的过度谨慎与过度自信将削弱实业投资意愿,导致管理者自信与实业投资呈现出"倒U型"关系.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基于自贸区边界内外上市公司数据的微观实证

通过对上市公司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并未对区内上市公司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率带来显著影响,但会提升区内上市公司高级劳动力要素的质量水平.基于这一典型化事实,本文将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对自贸试验区设立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将促进区内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质量水平的提升,但对区内企业高级劳动力要素数量的影响并不明确.以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也验证了本文的理论结论,设立自贸试验区对区内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的流入率以及流出率均无显著影响,但会使得区内上市公司的高级劳动力要素质量提升.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研究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者情绪在对企业投资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的同时,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塑造管理者过度自信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敏感性增加。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基于金融加速器边际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理论不支持货币政策进行结构调控,认为结构问题由价格信号自动调整,无需外部政策干预。中国市场体系还在完善之中,大小企业应对外来冲击的风险分散能力存在差异。基于金融加速器边际效应的非对称视角,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特征的理论模型,使用宏观与微观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加速器边际效应对大小企业的差异性会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并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风险补贴可以校正这种结构扭曲并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质量,从而在调结构的同时,实现促增长和弱化系统性风险的双重目标。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     

超额信贷供给、部分企业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探析

信贷市场不完善情况下,对社会投资是否存在不足或过度的分析主要遵循两类结论截然相反的研究,一类研究认为信贷市场最终会存在借贷不足,政府应该干预以实现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另一类研究却认为信贷市场最终会借贷过度。然而现实中往往是某些大型企业借贷过度,而广大中小企业借贷不足。本文在多层委托代理框架下分析了银行的超额信贷供给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导致部分大型企业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超额信贷供给和信贷配给共存解释了部分企业会投资过度,部分企业投资不足。     

三重压力下央行预期引导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央行沟通作为预期引导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彰显。利用文本挖掘对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提取与LDA建模,构建央行沟通与企业预期等指数,实证检验央行沟通对企业投资的预期引导效应。研究发现,央行预期引导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其中企业预期是央行预期引导增加企业投资的重要渠道。当中央银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配合时,能够进一步提升预期引导效力。此外,央行预期引导也会受到企业性质与微观特征的影响。因此,提升央行预期引导效力需要央行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相互协作,同时也要注意企业的性质与微观特征,积极引导企业预期,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增长。     

差异化战略、投机导向与新企业竞争优势研究

产品创新和营销差异化是企业可以选择的差异化战略,同时,投机导向会影响差异化战略的作用边界。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创新战略和营销差异化战略对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影响;投机导向减弱了产品创新战略与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对营销差异化战略与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有强化作用,但是不显著。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产品创新战略的作用提供了启示,并拓展了创业理论的研究范畴。     

期货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期货投资对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开展期货投资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并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属行业与地区市场化程度表现出异质性。在传导机制上,期货投资主要通过稳定企业现金流、提升市场化水平两种途径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充分利用期货投资并发挥期货公司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商业信用扭曲与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遏止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企业款项的行为，矫正商业信用扭曲，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解决的重要顽疾。通过考察商业信用扭曲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大客户对中小企业的债务拖欠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商业信用扭曲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商业信用扭曲通过降低主业投资、降低研发投入、增加代理成本三条机制抑制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越强，商业信用扭曲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越强；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商业信用扭曲对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越弱；排除坏账损失的影响后，大企业单纯的账款拖欠行为也会制约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完善延迟支付法律规制，强化债务拖欠的法律支撑；而中小企业则需利用好供应链金融缓解商业信用扭曲的负面影响。     

外资并购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发重要。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评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总体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持续性以及所有权性质与区域异质性。进一步检验发现,外资并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随着外资股权的增加呈现倒U型趋势。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融资成本和创新是外资并购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新的思路,并且为评估中国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以及完善外资政策的设计提供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