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探析

追求为着"人的解放"的真实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旨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从人类历史生存实践的深层根源,揭示了人本质上是类存在物,公共性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即是人类实践公共性累积的成果,也是人类公共性发展的根本内涵与指向。与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认为国家(广义的政府)并不必然代表"公共性",国家虽然是应社会公共性的要求而产生的,具有名义上的"公共性",但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公共性"是"虚假的",其实质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只有"消灭"阶级和国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达致体现真实公共性的"人类化社会"。     

元宇宙与公共性：一种政治理论的分析

元宇宙的兴起正在对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提出挑战。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元宇宙可能威胁到公共性这一基础性政治价值的实践地位。公共性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进入政治实践，得益于权力的国家化与国家的公共化两方面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特殊条件也为公共性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基础。随着元宇宙的兴起，这些条件受到了冲击。首先，元宇宙会造成人的全面零工化，使得人们无法作为一个集体开展行动，无法作为一个集体来寻求公共性所需要的政治平衡；其次，元宇宙会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存在，从而动摇公共性所需的平等意识形态；再次，元宇宙意味着消费主义的扩张，结果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转向元宇宙市场，进而引发越来越多资源从国家向元宇宙市场的转移，不断蚕食国家这一公共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要在元宇宙时代维护公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地位与功能。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经济形态后发转化国家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生产的技术方式决定经济形态 ,从人类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方法的变革和发展看 ,先后产生和发展了包括体力生产方式、土地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和智力生产方式等四种基本的生产的技术方式。与四种基本的生产的技术方式相对应 ,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采集—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等四种基本经济形态 ,于此同时 ,由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与人口劳动力发展的差异 ,各国的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存在差别 ,各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也不相同 ,并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 ,存在经济形态先行转化国家与经济形态后发转化国家 ,经济形态后发转化国家将面临特殊的发展机遇 ,也面对严峻挑战。为此 ,必须对经济形态后发转化国家进行必要保护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一种结构视野下的分析（英文）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具体形态诸如公民认同、民族认同等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深入探讨"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转向附近的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题是要处理社会性和公共性之间张力,体现为治理的实践就是要从空间上的附近着手去应对社会性不足和公共性的匮乏。从历史上看,为建构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国家权力通过政党下乡、科层制嵌入和技术赋能等途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使国家权力不断靠近人民、成为人民附近的存在。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带来了多种权威类型出现在人民的附近,并且这些权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另一方面权威之间的张力也激发了以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威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影响。通过打造附近的社会连结,既让国家成为塑造社会公共性的主导力量,也让人民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性,最终实现国家与人民之间沟通方式的最优化。     

新时代重构古代中国的风险治理话语

随着中国进入风险治理的新时代,人们开始了对风险概念的中国历史—文化溯源。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史考察,毋宁说是新时代对中国面向未来的风险问题及其解决的史学回应。通过现实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比较,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国家层面,以“敬天保民”的话语早于西方实现了风险概念从宗教到社会的民本转型;在风险可能性与负面后果结合上,区分了低小风险与重大风险;在程序上,强调要积极地把外部风险纳入国家事务处置,初步确立了防救戒的风险治理链制度;沿着垂直治理路线,主要强化君主及其官员的责任担当。这绝不是说古代中国对风险治理的认识是完美的,而是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代中国风险治理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坚定以传统文化涵养总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文化自信,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自觉。     

村庄规则之治何以实现?——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

村庄规则之治是国家政权建设的要求,对基层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华北里村的考察表明:里村以村庄社会结构为基础,通过化私为公机制建立了村庄公共性,并且通过利益连带机制形成了维持村庄公共性的硬约束,使得村规民约成为硬规范,最终实现了村庄规则之治.村庄规则之治的关键在于村庄能够形成公共性,通过发挥村民自治的民主治理功能,逐步提高村庄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需要进一步理解规则之治,探索规则之治的有效实现方式.     

论全球性与人类公共伦理

全球场域“双重结构”中的人类交往,凸显多元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共同演化以及共同走向“类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性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核心特征是重视人类本位以及人类交往的“非中心化”。开启人类公共伦理讨论,指向的是构建基于全球性的公共性伦理框架,维护全球场域的公共性和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共存,发展彼此承认、承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集体行动策略。因全球性彰显的“类本质”,全球治理成为推动人类关系“再造”以及人类主体重构的“人类治理”,构建人类公共伦理并推动伦理内化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人类关系重建的组成部分。     

略论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由邓小平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战略思想上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邓小平国家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强调"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以"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以健全制度和完善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实现治国理政,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