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熔铸与神圣时空：文化记忆视阈下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作为文化记忆之存储空间与形塑国家认同的有形基础,民族团结誓词碑跨时空凝结着记忆与事件、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与其中所涉之记忆政治。文章首先追溯誓词碑“记忆-遗忘-唤醒”的历史经过,剖析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以服务国家认同之缘由;其次,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誓词碑提升国家认同的模式;最后,将作为记忆之场的誓词碑置于空间生产的脉络之中,分析纪念空间的功能与意义的变迁,阐明空间如何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并塑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赓续模式。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文章简要梳理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认为需要从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理论高度助力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从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心理学视角来阐释国家治理背景下的西藏发展和民族交往,提出历史教育和"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量,是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路径。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为: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然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中原王朝推行的羁縻统治、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以期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想法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民族走廊历史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部落,中原王朝的户籍制度、礼仪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方式对其影响较小,它们保持着不易改变的风习.然而,异质性较强的走廊文化并未影响到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历史上,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此外,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间同源异流的观念,及其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越南民族主义形成中的历史构建

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是激发越南民族主义形成的外部力量,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文字的统一成为其民族主义形成的“内聚力”及推手,在此过程中越南民族精英则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民族主义促使下,胡志明提出“越南民族是一个整体”,为了迎合这一口号,越南史学界提出民族起源的“本土”说以凸显历史的独特性和自发性,将历史上中越关系构建为“侵略”与“反侵略”以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在民族历史书写中彰显越南古代文明成就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在国家主导下,雄王信仰不断高涨,试图将全国各民族纳入到通过雄王符号构建起来的认同体系之中。越南将民族历史的客观性置于民族国家构建需求之下的主观性叙述,也体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文化”场域的博弈与“遗产”价值的重构——基于彝族禳灾记忆遗产化案例的思考

彝族禳灾仪式及节日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生活经验与集体记忆,是适应其生产生活的有效地方性知识,是彝族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表达。但在当下社会场域中,不同主体从自身所属利益共同体出发,赋予其形态各异的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禳灾记忆主体的传统地位被改变,原有“价值”在新的评判标准下被重新评价和书写。因此,本文将通过不同主体在申遗“在场”中的话语、行动和博弈,呈现申遗作为一种公共行为如何被行政权力、商业资本、地方精英、当地民众等主体进行价值重构并符号化;分析概念化的非遗保护在实践语境中的差异性及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禳灾仪式之一的彝族儿童节“阿依蒙格”反思申遗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历史观教育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重要阵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历史是客观全面、动态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重点加强边疆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化发展史、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的历程与经验史教育,确保历史观教育的方向性、科学性、主体性,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延边地区多元历史记忆的共享与精神家园的构建——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延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以汉、朝两民族为主体,“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延边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历史记忆,是促进民族互动、情感沟通,强化社会凝聚力,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大动力。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是把社会中“内群体和外群体”二元对立转换为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的融合思维,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谋而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七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是加快民族心理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     

文化共享视阈下的汉藏民族文化融合——以阿来文学书写为例

文化共享理念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和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精神气质、情感态度等。“共有”来自于认同,“共享”是认同发展的结果。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在共有文化根脉基础上,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作家是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阿来是来自四川阿坝、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民族文化的作家。阿来文学书写是民族文共享和融合的展现,也是阿来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根之旅。阿来文学书写具有文化融合孕育下的独特性与典型性。本文从文化共享与汉藏文化融合、阿来文化身份建构、阿来文学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及其书写的独特性价值四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阿来在文学书写中的文化构成与文化共享。     

智能算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的再构研究

网络平台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政治传播的一个向度,全新场景下的用户与传统概念上的受众截然不同,各民族的“人”本身发生了进化、异化、云化,传播模式也由此产生了本质性位移,诸种变化和位移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智能算法在信息推送、议程设置、于传统政治传播权力消解层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场景进行解构与变革,使得算法日益成为引导政治传播规则、资本营销模式的重要且核心元素,而传播的算法化也需围绕网络共同体的重构、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再构层面进一步实现碎片场景、消费场景、仪式场景的融通,以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实效。智能算法时代的网络空间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场景再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族群边界重建、族群集体记忆重构,甚至族群认同重塑的可能性,为政治传播主体和各民族网民提供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场景,提供了“自上而下”与“由下而上”共同书写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可能。     

民本思想的传承创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发展进程中,励精图治的执政者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践行民本思想,促进国家的安定发展,有效提升各族民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大大增强的思想动力。民本思想基于其内在的包容性、普适性价值和共享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增强的精神框架,推动各民族互助共鉴、彼此认同、融合共进,构建中华民族的共享历史记忆、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命运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引领。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本思想进行创新性和超越性发展,秉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

本文提出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要素有四个方面：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的根基要素;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血脉要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养成的情感要素;以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要素。这四大要素分属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关系认同和经济生活认同等四个层次,是一个系统内互为关联的四个方面。     

地方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及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不仅是承载地方历史、涵养民族文化、存储交往记忆的共有精神家园,更是展示多元文化与文明的窗口。地方博物馆不仅具有收藏、教育、科研等重要价值,也具有显著的动员叙事及共同体意识建构效能。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是地方与国家相互呼应、小社会与大历史互为参照、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守望相助、具有强烈情感共鸣的记忆之场。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时代背景下,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这类历史主题鲜明、文化特色突出、“三交”内涵显著的多民族共享活态符号,也可以充分调用为鲜活的叙事资源。地方博物馆需要找准定位,通过内容提炼、效度提升、活力培育三个方面,探索其独特的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试论藏文文献中的中国国家认同的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

藏文文献中关于中央政府的历史书写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认同具有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三大特征。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以权益认同为基础，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领土认同为标志，以制度认同为保障，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呈现出由自在的国家认同向自觉的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趋势。以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为基础，形成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家国同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

明代丽江木氏土司身份建构具有以“家国同构”思想为纽带的级联特征。木氏群体塑造的地方层面“边地王族”和国家层面“边地守臣”双重身份,经由家国同构思想的认同、表达和塑造,形成级联性的“以国为本”身份建构路径,“边地王族”身份被置于“边地守臣”身份中,木氏的国家认同也借此持续增强。难能可贵的是,木氏群体家国同构思想的塑造还形成了“家国共命运”理念。这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身份建构路径,既展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为边地群体认同、表达和塑造的历史过程,又彰显了边地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主动、积极的努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