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民族思想

一提起古代的民族思想,“严华夷之辨”、“异内外”、“夷夏大防”一类歧视少数民族的言语就会闪现在人们的脑际,并且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记到孔子和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账上。本文认为,早在孔子以前,我国的民族思想就已产生了（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民族思想”）,孔、孟等先秦儒家的民族思想中都含有歧视“四夷”民族的内容,但其核心思想却是认为民族（夷夏）可以变化和主张用夏变夷。这是由他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观决定的     

论何休的民族思想及其特色

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体的“夷夏之辨”思想上宗孔子,下承《公羊》先师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以文明发展的程度作为区分夷夏性质的标准,既主张“严夷夏之防”,又肯定夷夏关系的可变性。他认为,若背弃仁义礼乐,丧失道德教化,“中国可退为夷狄”,而“夷狄进至于爵”,则可升华到夷夏混同、“王道大平”的“大一统”境界。这种以“进夷狄”为中心内容的民族理论,是一种具有明显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进步的民族观,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时代文化意义。     

儒学与彝族哲学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

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其民族精神、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等有密切关系，更与儒学的影响、彝族对儒学的自觉选择有密切联系。儒学在彝族中的传播、影响历史久远，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文化的关系具有阶段性演进的特点。彝族哲学思想一方面是彝族先民基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结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的结晶，因而深深烙下了彝族鲜明的印记；但另一方面，在彝族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儒学与彝族哲学思想交融激荡，彝族对儒学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及民族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输入交融，提升了彝族哲学文化思想的理论水平。彝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成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充分体现了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彝族先民通过吸取儒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自我创新的开放品格。     

浅析祭孔活动对古代社会的建构功能——以曲阜孔庙为例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文化符号，祭孔活动则是对孔子和儒家文化表达崇敬之心的方式。祭孔活动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教化民众、文化复兴以及培植信仰三个方面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现代人对孔子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并且让人们认识到祭孔活动和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有不可替代性复兴祭孔活动让现代中国人重新了解和认识儒家文化；体会儒家祭祀仪式的神圣与庄严；让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现代中国人理解和认可；并作为民族信仰根植在现代中国人心中。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五族共和”与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及其演变

“五族共和”思想蕴含着“中华及其‘各族’”的观念,呈现出“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二重面相”。由五族共和的二重面相引发了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即合国内诸族为一人的“民族融合进路”与国内各族当一视同仁的“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同时,“两条构建进路”在民国初创阶段相互交织、相互依存。之后,国共两党的路线分殊及其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的分歧在客观上导致了相互依存的两条构建进路的分离。而五族共和开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两条进路的互动依存,以及两条进路分野之后的结果及影响,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一是要辩证的看待国族整合与民族平等的关系,意即整合中实现着平等,平等中孕育着整合;二是应在“各族平等结合进路”延续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路径（民族团结政策机制等）之外,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国家民族机制、国民化机制等;三是要从国家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崛起阶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     

中华史论

中华是由“天下一体”的中华到“中华一体”的中华。中华最初是由多元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族(汉族)在中原的称谓,进而为在中原多民族的称谓,最后才发展为四裔各民族在内的全国的称谓。这中间是经由变外为内和变夷为夏的长期历史过程才完成的。 一、释华夏 夏与华在观念上不完全相同。夏、华初不连称,到后来华夏方成为一个总的称谓,但仍单称为夏、为华,而内容与含义也逐渐相关联。     

《皇清职贡图》图说中的“中华天下观”

《皇清职贡图》是为展现清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输诚向化”的不世之功所绘制的古代大型民族志图册,勾勒了在清帝国日渐“一统”的广袤疆域上,经过改土归流、多年教化之后已经完成和正处在“化夷为民”进程中的边民形象。其图说纠正了地方官员“汉”即“中华”的错误认知,表现出强烈的“民化”取向,并使用多元文化标准如融合了儒家文化的满族发饰服装、“淳朴”特质等来评判族群向化,积极呈现儒学对少数族群的“教化”成果。这种多民族文化的塑造、融合和使用实践,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精神和宽阔胸襟的中华帝国形象,是乾隆“中华天下观”的重要体现,对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缅边境战“疫”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基于打洛口岸周边村寨的田野调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中华各民族命运与共而形成的。中国在战“疫”中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凝聚与升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它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蕴含着中国国家建构的价值指向,是验证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文章通过中缅边境战“疫”叙事,即境内外中华儿女对祖国边境疫情防控网格治理现代化的认知,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各民族同胞要坚守为民、团结、奉献、奋斗及天下等战“疫”精神,增强“五个认同”,确保战“疫”的伟大胜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承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论越南现代作家吴必素的儒家文化情结

越南作家吴必素出身于儒学世家,他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展现了越南社会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突出越南人民美好的民族品德,批判了封建殖民统治者的暴戾行为,表现了作家对儒家某些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认同。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移民”到“公民”：朝鲜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跨境移民族群,朝鲜族先民与兄弟民族携手并进,在共同开疆拓土、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促进祖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由“自在”的自然共同体向“自觉”的命运共同体转变,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朝鲜族人民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觉肩负“双重使命”,投入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斗争洗礼中,更加彰显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日帝投降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解放战争,朝鲜族真正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完成了从一个边缘的跨国移民身份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历史演进。     

从神话意象看羌族先祖敬奉与华夏认同

神话是超自然或曰超现实的故事,它在口口相传中延续及衍展,对于族群、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羌”之族名见于甲骨文,其民族历史悠久。羌族保存着丰富的口头文学,践行着古老的民俗传统。他们以“阿巴”相称并奉为先祖的有“阿巴炎”“阿巴禹基”和“阿巴白构”,由此形成的口头叙事、神话意象、符号景观显影在方方面面。羌族通过构建本民族三位“阿巴”的神话意象,既标树我族身份又表达中华民族认同,又在两者融合中呈现族群心性,为今天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可忽视。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为在当今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视域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引,就必须牢固树立各民族休戚与共的价值理念、荣辱与共的价值理念、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信仰,就必须涵养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之“源”,引导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之“流”,延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之“势”;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国情怀,就必须弘扬守护边疆的忠诚担当、大爱无疆的深厚情怀、共同发展的无私奉献。     

北魏宫廷音乐构建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各民族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的群体结构,是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在特定时空下创造的璀璨文化遗产。北魏宫廷音乐以“变夷从夏”为观念基础,“戎华兼采”为构建途径,“乐正雅颂”为构建理想,在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与各民族文化碰撞、认同、融合、反哺,建立了较完备的宫廷音乐体系,实现了中国宫廷音乐的转型,为集大成的隋唐宫廷音乐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习俗探源

古今中外,存在着成千上万个民族共同体,而每个民族共同体又均有一定的风俗习惯,也即在居住、饮食、衣着、服饰、节庆、娱乐、婚姻、丧葬、喜恶以及信仰、禁忌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这种习俗,几乎中外所有民族研究工作者都把它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作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关于“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或称“民族性格”),据我看来,其基本内容和表现也是指的风俗习惯,只是在范围、内含上更广阔、抽象。风俗习惯是看得见的物质存在;同样,抽象的心理素质也是在物质存在基础上的抽象,是习俗等的深化,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它族的异我意识也     

“族教分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族—教”关系

民族与宗教既是文化共同体又是价值共同体,尽管两者时常相互交融,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是区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标尺,民族与宗教关系模糊化的实质是价值观的模糊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族教合一”“以教定族”等现象具有浓厚的“反世俗化”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因此,必须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中做出正确的价值区分,培育信教群众的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精神,积极推进“族教分离”.     

民本思想的传承创新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发展进程中,励精图治的执政者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践行民本思想,促进国家的安定发展,有效提升各族民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大大增强的思想动力。民本思想基于其内在的包容性、普适性价值和共享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增强的精神框架,推动各民族互助共鉴、彼此认同、融合共进,构建中华民族的共享历史记忆、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命运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价值引领。新时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本思想进行创新性和超越性发展,秉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刘定逌的理学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儒学

清代乾嘉年间的广西壮族进士刘定逌,官至翰林院编修,其“追踪濂洛关闽”,潜心性理之学,“细把工夫问孔颜”,于壮乡故里热心授徒、传扬儒学,在岭南少数民族儒学中独树一帜,为儒学在我国壮族哲学和文化中的传播影响、融合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他以一位少数民族之儒的观念特色,发挥并继续产生着增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