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龟卜的传播功能

在春秋时期,龟卜作为传达神灵意志的媒介被淡化了,而在贵族阶级的政治传播、人际交往中却频频发挥作用.在许多时候,它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人事的政治装饰品,与传统"礼"法相通.贵族阶级在信息传通中把它借用来作为文饰的幌子,以增强传播的效果.卜官地位的衰落以及对自身职业的否定,昭示了隐藏在龟卜中的欺骗性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论春秋时期晋国政治文化的超前现象

本文通过对春秋时期晋国文化的探究,强调中国历史上于战国时期整体崩溃的宗法制度,在晋地早在春秋时已走向崩溃。这一文化超前现象还在尚贤、尚法、和戎等政治文化现象中有所表现。总之,宗法制度的先期解体、尚贤唯功的用人之风、尚法的文化先例、和戎的民族融和先声,构成了晋国政治文化中一系列的文化超前现象,成为晋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论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德”的功能及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君主守国的根本、“德”是霸主主盟的关键、“德”是臣子保位的必备、“德”是战争获胜的利器、“德”是与“刑”并用的手段.这表明,“德”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政治功利手段被对待的,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还不属于纯粹的个人道德修养范畴.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怨刺诗类型演化

春秋时期怨刺诗类型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以王权为中心时,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天子身上;当由以王权为中心向霸权(君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君身上;当由以君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卿大夫身上;当由以族权为中心向"庶人议政"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家臣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方面,政治生态环境为怨刺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客体,进而引导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渐次下移,直接影响了怨刺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使怨刺诗由贵族化的庙堂文学逐渐转化为平民化的世俗文学;另一方面,怨刺诗作为政治生态环境的创作载体,并非是政治的附庸,不仅是政治的见证者,而且是政治的参与者,自然间接影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的变迁历程。     

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以其卓越的胆识,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齐国的内政和外交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网络祭祀发展的SWOT模式分析

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寻根拜祖的社会仪式。作为传统祭祀方式的延伸,网络祭祀出现于公元2000年。然而经过十一年的发展,这种祭祀方式仍未在公众中得到普及;在学术研究中,网络祭祀也同样缺乏关注。本文借用SWOT模式,分析网络祭祀的优点、缺陷、发展机会与威胁,多角度探求网络祭祀发展受困的根源,探寻网络祭祀突破发展瓶颈的进路。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启鉴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观察和反思既有的政治传播实践,探讨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方法和传播结果,形成了意涵丰富的政治传播思想。基于政治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逻辑自洽,政治传播思想对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仍具深刻借鉴价值。在信息时代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能够从宏观层面提供价值指引和理论指导,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传播生成多维驱动,从而不断提升传播的有效性。     

论春秋时期的楚县与晋县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和征服战争中 ,县制发展起来。这时的县制 ,一方面是邦的扩展 ,是按照邦的模式设置起来的 ;一方面又是邦的自我否定 ,表现出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尽管楚县与晋县各具特色 ,但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略论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是礼乐制度崩坏的时期,也是礼学思潮兴起的时期。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表现在礼的地位的提升,礼的根源的追溯,礼的价值的反思,礼的涵义的辨析,礼治内容的重新诠释。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春秋至战国时期修辞风格的嬗变

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物质条件和人的思维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了修辞风格的巨大变化。其表现是:从简约到繁丰,从质朴到夸饰,从温婉到峻切,从叙述到议论。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试论春秋诸侯国外交中音乐的运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主要应用在诸侯觐见天子、诸侯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三个不同的场合。在音乐内容方面不仅规定音乐表演的程式及演奏曲目,在外交用乐中对乐器的使用及摆放同样加以规范。宴会上出现的赋诗环节同样是属于用乐的范畴。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时,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保留大量古代典籍,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其传播学意义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书籍编纂经验,总结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