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从武昌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武昌起义是关乎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危机.清朝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危机爆发前处理发展与稳定二者关系失当,自掘坟墓,这集中体现于张之洞治鄂时期.张之洞的处置失当,与之热衷发展个人势力有关,还与清末社会整体环境相关联;舆论失控,社会心理异化,这主要基因于清朝地方政府的懈怠、玩忽职守、防范不力等因素;危机爆发后,反应失敏,缺乏内聚力,清王朝无论是湖北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武昌起义均缺乏敏感反应,重视不够,应对迟缓,缺乏预判,直接导致临事手足无措,应对失当,且缺乏内聚力.除此之外,还有外部资源的借助不力及腐败无能等问题.革命党不仅借助立宪势力活动,还十分注意协调与外国的关系,致使列强在武昌起义时纷纷中立;相对比之下,清政府不仅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还疏远了与列强的关系.武昌起义前后,清朝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显现出了腐败无能的特征.清延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从禅宗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一方面因为填补了中国文化之缺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巨大冲突,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调整改进,禅宗就是调整的产物。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摆脱烦琐推理、主张直觉顿悟;提倡无念为宗、平常心是道,这与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提出的人性善、人人皆可、成尧舜;与中国人偏爱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与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近乎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从号军起义看宗教的正反作用

从清咸丰三年(1853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贵州高原上先后爆发了三、四十次各族人民起义。起义烽火燃遍千里苗疆.全省城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曾先后被各路义军攻占。斗争时间长达22年,与清政府调集的黔、川、滇、湘、桂五省官兵及众多的地主武装,展开了殊死的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从芭蕉图像看佛教艺术与文人情结

本文以南宋陆信忠《十六罗汉图》中的芭蕉湖石与芭蕉为纸的两个图像为引,分三个侧面论述芭蕉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意义传递,以及这种传递过程中所展现的佛教寓意与文人情怀、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关系。芭蕉湖石和芭蕉为纸书的典故,经由佛典的隐喻转入文人书写,最终回归到佛教题材的《十六罗汉图》的图像中,在这一流传的脉络中,芭蕉的意义被复制、更变和选择,但不变的,是文人对于生命真义的诉求。     

从佛教的教义看它的人生哲学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并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艺术、法律、道德、社会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等领域。思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由于自然压迫和社会力量的压迫，宗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虚幻、荒诞的反映，按照人类的现实生活加以想象而构成，表现为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主宰着自然与社会的力…     

从佛教术语看疑伪经辨别

佛教术语是指表达佛教特殊概念的专有词汇。由于译者的年代和个人用语风格的差别,在译名的选取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佛教术语尤其具有代表性。通过归纳译者各自的用语特点,即可作为区别性的语料来考证其误题误入之经。     

从明末三大高僧看明末佛教与官场的关系

从明末三大高僧看明末佛教与官场的关系张国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在十七岁时出家当过和尚。那段时间还是全国上下多处爆发抗元农民起义的时期，农民起义者在一开始常利用民间的各种宗教来聚集乡民。可以说在朱元津心里，十分明白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力量，所以他在当上...     

从中国佛教的护生传统看贵州梵净山佛教生态文化

在佛教思想中,对生态环境始终持有一种宇宙论取向的关切。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中,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教化伦理,是源于佛教基本教义的一种信行实践方式,而不是救恩伦理,不是启示伦理。其中,以念佛与放生的信行实践为主导的净慈传统,结合佛教修行活动的组织化实践,特别是其生命伦理、生活伦理、社会伦理诸层面的思想内容,对于当代佛教弘化的生态伦理建设极富启发意义,从而把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颇具特色的贵州梵净山,真正打造成独具佛教生态文化特色的西南佛教名山。     

从临终关怀思想看佛教生命教育特点

佛教临终关怀思想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轮回不止,生命不息;因果报应,悔过念善;解脱生死,超越三界;不住涅粲,不舍众生.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来看,佛教生命教育特点与众不同、独具特色,即尊重生命,顺应自然;珍爱生命,发展人生;解缚生命,永灭苦恼;生命超越,自度度人.对于现代临终关怀运动而言,佛教独特的生命教育思想及其丰富的临终关怀理论与实践操作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从鲁迅诗看他的思想发展

诗言志,歌寄情。鲁迅的风雷诗篇,既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又留下他人生道路上的深深脚印,同时也辉映着他的思想光芒。这些不朽的诗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 据现有资料看,鲁迅是一九○○年开始诗歌创作的。《鲁迅诗稿》开篇第一句:“谋生无奈日奔驰”(《别诸弟》),就把他从绍兴到南京求学时期,家境败落,生活困顿,出路渺茫,心绪惆怅的真情实况流露出来。当时,鲁迅父亲已因病去世,祖父仍     

从孟子升格看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肇端于中唐时期,完成于南宋末的"孟子升格运动",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以抬升孟子地位为基轴,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学术旨趣由宗法伦理向心性论的转移;通过义疏之学融摄佛教思想于无形,重构其心性本体论;受佛教法统说的影响而提出自己的道统说;接续孟子成圣之说,并吸纳佛教佛性理论发展了自己的圣人观,开出与佛教相匹敌的终极关怀思想,最终形成了熔儒释道思想于一炉的新儒学。     

从镇压天理教起义看清代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 ,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封建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 ,它通过君主集权驾驭着庞大的官僚体系 ,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官僚制度 ,君臣之间以相对稳定的权力占有及权力制衡关系共同操纵与控制着封建政治的运行。但是政治运行必须在既定的规则下方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 ,就君主而言 ,他在实施专制政治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其个人的意志要与普遍原则的体系共存 ;就官僚而言 ,他们是被置于成文法规的制约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 ,由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等构建的政治机制 ,是政治运行的重要保障 ,它将政治运行置于有序的规则程序中 ,而支持这种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 ,是渗透于国家法规、制度以及统治者思想中的政治文化。每一时代都有支配政治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历来被视为封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特别是儒家文化 ,当它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解释下被赋予了官方文化的政治地位之后 ,它便完全成为封建政治的灵魂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 ,在这一意义上 ,政治运行的过程也即文化的运行与传承过程。在政治运行中 ,作为掌握政治命运的权力人物即君主与官僚 ,他们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 ,也是文化的载体 ,他们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个政治运行的过     

从西夏文的《法典》看西夏佛教

西夏(1038—1227)是宋时党项羌所建的一个地方政权。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并直接纳入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从西夏《法典》不难看出这一点。 首先,它严禁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私相授受佛法。那些从印度和西藏远道而来的僧侣在未经当政者核实身份及认可前,亦不得向他人传授佛法。凡是那些“会使他人误入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从《水浒传》中的吏胥描写看梁山起义的必然性

《水浒传》自成书至今 ,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 ,人们从不同的视角 ,用不同的方法对《水浒传》进行着自我阐释 ,但不论结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看到《水浒传》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通过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描写 ,客观地反映了官逼民反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以下仅从《水浒传》中吏胥的描写谈谈对梁山起义必然性的认识。一宋朝官吏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可以从宋朝特殊的官吏制度中看出。从历史记载上看 ,宋朝的吏和官都是不同流品、不同身份的两种人。第一 ,官是科举或恩荫出生 ,吏则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第二 ,官有罪 ,脸上不刺字 ;吏有罪 ,则刺字 ;第三 ,…     

财政与僧政:从民间赋役文书看明初佛教政策

明代财政和"僧政"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财政赋役状况出发透视"僧政"是一个新颖的视角,反之亦然。朝廷的敕谕、诏令等官方文献所反映的主要是明初财政和佛教政策制订时的理念和条文,民间赋役文书则能直观真实地反映朝廷政策在基层社会实施的情形。《吴氏祊坑永禧寺真迹录》和《十王院民由》显现了明初僧户入籍的过程和僧户被编纳民差的情形。南京城墙砖文则真实地记录了僧户和僧人与军、民、匠一起被编入城砖烧造、运输的职役系统的事实。这些民间文献均反映出,明初严苛的政策条文在基层社会都有相当的调适和变易空间。只有从顶层设计与基层运作、官方文献和民间文献相结合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认识到相关制度规定因时立制的阶段性特征和上下有别的层次性,才能立体地把握和深入理解明初的佛教政策,以及财政赋役政策在基层落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