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兼评近年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

近年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 ,往往以普遍主义的价值标准衡量 2 0世纪中国文学 ,忽视了　　它在追求现代化过程的独特个性 ,不能准确地看待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的发现”为话语表达策略的现代性价值理念 ,构成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古今中外”文化语境中的矛盾冲突 ,使中国文学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绞合在一起 ,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呈现复杂独特的面貌。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

190 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热烈集中的讨论。其中心是主权意识的成熟 ,不仅认识到主权为国家的最高属性 ,而且还认识到主权的内外双重内涵。在主权意识的支配下 ,新式知识分子明确地提出“中国者 ,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 ,标志着民族国家理想的产生。但“中国人”下的民族认同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民族国家的建构方案也朝“排满建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两个方向发展 ,这表明 2 0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有效转换机制和方法。     

关于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对话

主持人：丁帆（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参与者：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博士生，戏剧学专业博士生地点：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室时间：2001年3月12日丁帆：上一次我们讨论了现代性、民族性、后现代性各种思潮纠缠扭结的复杂态势，大家畅所欲言，问题领域展开得比较宽。这一次，我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视域：置身于这种理论旋涡和话语陷阱交错纷纭的文化语境，我们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应采取什么立场?如何对旧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机制展开深刻的反省，并重建我们行之有效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以前…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语境

后殖民主义理论自首次引进迄今已十年有余 ,一方面它作为一个还远未进入尾声的庞杂的话语系统 ,正越来越处于一种“多音共鸣”的状态 ;另一方面 ,中国学界也已从最初的引进介绍到评判分析 ,走向了今天的参与、言说和对话。在今天的语境中 ,当我们再来重新讨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时 ,已有可能摆脱 90年代初期时 ,人们那种赞成 /反对式的简单化的话语模式 ,而进入一种更深层的探讨。在中国这一特定语境中 ,以一种中国或曰某种“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再是作为所谓“东方”的指称物 ,在“沉默”中由别人“…     

文化媒介转型与批评的理论策应(下)

二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的分化和裂变,其话语特征就是“相对主义”盛行,价值尺度多元化。有人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影响力减小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分化。如刘小枫认为:“一旦作为意识形态全权话语的历史理性主义的权力话语式微,信仰言述的个体性就会加倍增强,以致现代性的信仰语境——多元主义的出场不可抗拒。”他没有分析导致这种分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多样的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恐怕仍然只能延续体制化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多元     

本刊2002年总目录

第一期４徐崇温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９郜雪芝等西方主流定义的方法论陷阱（一）１７时殷弘论族裔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２３郭金平诚信：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建设２８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３４陈璧生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３７刘士林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４４安晓云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进程研究４７葛剑雄消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外部条件５０黄安年谈学术批评、学风建设与学术繁荣５４周祥森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５８摩罗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从王朔、刘震云、王小波谈起６７周…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全球化浪潮来临之时 ,传统文化是否能继续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独立性 ,中国是否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 ,这样一类问题正以文化认同危机的形式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超越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主义 ,试图在重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消解全球化语境中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实践证明 ,某些以文化的纯洁性为追求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绝对化的“本真性”标准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 ,不能把民族性的标准无条件地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 ,相反 ,应当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概念 ,来阐释文化身份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 ,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江湖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之三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江湖”是侠文化的具有特指意味的价值范畴 ,平民乌托邦色彩、“狂欢”与“救赎”是“江湖”的基本主题内涵。一方面是“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给 2 0世纪小说提供了具有充分的世俗关怀精神的叙事资源和富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 2 0世纪小说创作对“江湖”乌托邦的文化题旨的审美阐发可以转述为 :侠文化中有关“江湖”乌托邦的话语表述和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质 (乌托邦式文类特征 )在相同的或乌托邦化的语境中的有效融合。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共同话语与文本互动：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

韩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主要包括人际交流与文本互动两个层面。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笔谈、作序或发表报刊文章等形式进行了政治观点和思想观念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中韩共同话语的构建。与此同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朴殷植文本进行参考与改编,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叙事的丰富与发展。朴殷植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交流在中韩近现代人文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角色互视与事业互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视角去观照和审视对方角色。互视中的角色定位带来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事业中的互动：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确立角色归属与认同,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以革命话语与工农话语书写思想文化等路径,使知识分子具备必要的主体资质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基本力量;广大知识分子也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形成及其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助推党的领导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中西媒体危机话语的研究

在大众媒体的国际传播领域,长期存在着“西强中弱”的不利局面。文章运用多元文化话语分析法,把中西媒体的危机话语放置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宏大语境下去考察。通过对比研究两者的话语主体、话语形式／内容、话语效果,文章讨论了中国媒体“和谐式”话语模式和西方媒体“冲突式”话语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性,并倡导不同文化的反思和交流对话。最后就中国媒体如何提高软实力提出了切实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