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南北尚书制度考

南北尚书制度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为适应新的统治需要由南北大人制转化而来.南北尚书职权广泛、 位高任重,是北魏前期最重要的职官制度之一.南北尚书曹不是胡汉分治机构,分置南、 北二部尚书体现了北魏对国内两大异质文化生态区域的重视.太和年间,随着北魏由二元型政治体制向封建国家转型的完成,南北尚书制度失去了存在意义,于是在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的官制改革中被罢废.     

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张承宗，孙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南方历经孙吴、东晋及南朝，逐渐由尚武转变为儒懦。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吸收了许多汉族文化，但其尚武精神依然不减。终此一段，由于北人南迁，胡族内徙，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社会的...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

颜之推是南北朝晚期由南入北的著名文人,在当时的南北文学交流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他早期在南方生活,深受南方文化的熏染,晚期来到北朝,参与了北方的文化建设,负责北齐文林馆的运作,与北方文人往来甚密.他的<颜氏家训>一书,集中代表了他对文学的认识,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     

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或对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地农耕社会与周边民族而主要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长城是双方对立的界线，长城南北是对立双方的主要交兵地带。另一种南北对立也即下面要讨论的，是内地农耕社会内部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南北对立；这第...     

元初南北词风融合：张之翰论

张之翰是元初北方重要文人,存词70首。其词在风格上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色。北方生人张之翰继承了苏、辛、元为代表的质朴清刚的文化传统,又融汇了南人温润清秀之审美品格,其相关作品既有南方山水之清丽,又展示了北人豪迈潇洒的气度,从而表现出清丽娴雅风格。这种南北融合风格的形成与词坛背景、词学渊源及自身的经历有关。研究张之翰南北融合的词风,对研究元代词风的发展演变有重要意义。     

盛唐初期南北诗风交融下的王湾

南北文化的融合对唐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北诗风经过长时间的冲突、碰撞和交融,到了盛唐初期,当时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北方诗人群体和吴越诗人群体的交游创作体现了这种融合。而王湾作为北方诗人群体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有北人的豪迈雄壮,又有南方诗风的清新秀丽,体现了这种大趋势,也预示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中国南北发展分化：政府干预视角下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

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在2008年后出现的显著分化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文章基于2008年后中国南北区域暴露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地区内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分化的典型事实发现：从总体层面来看,2008年后,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进程所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对北方区域企业创新活动造成较突出的阻碍效应;从区分南北区域不同企业样本组的角度来看,中国南方区域较弱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区域较强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微观企业创新造成了显著抑制效应。这验证了中国南北区域之间差异性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异质性激励效应,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现象背后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动因。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基于产业分工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迅速扩大,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形成了“北方多上游、南方多下游”（下文简称“北上南下”）的产业分工布局,这促成了21世纪前10年南北经济协同发展的局面。但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外需疲软、供需错配等问题,成为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北上南下”的分工布局下,北方企业调整生产资料投资的难度大,“效率提高式”的创新只能加剧产能过剩,且内生于其产业的科层组织架构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南方企业能较为灵活地调整生产资料投资,具有多元化的创新角度以及富有弹性的水平组织架构,成功解决了供需错配的难题,经济转型比北方更为成功。解决南北经济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改变以往“北上南下”的垂直分工,重构国内产业分工布局。     

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晶——“稼轩体”成因及特点初探

<正> 稼轩虽然生于北方,长于齐鲁,但他的一生大半却是在南方度过,这种经历,使他受到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到词创作上,表现为别具一格的“稼轩体”。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试论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兼及南北诗风融合的文化动因

东魏北齐与南朝文学交流频繁。然而北齐诗坛并未出现南北诗风融合的局面 ,相反却转向华艳。这表现出北朝文学受南朝文学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折射出北齐的腐败政局及汉族士人备受压抑的心态 ,昭示出北齐文化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梁陈诗歌则昭示出汉晋传统文化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向心力实际削弱的趋势。西魏北周虽无文学创作的卓著实绩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于北齐、梁陈之外别树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周礼”文化系统 ,为南北朝诗歌走向初盛唐诗歌的成熟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特别的文化向心与凝聚意义。唐诗之形成不仅仅是北方刚健质实的思想内容与南朝日臻完善的艺术技巧的融合 ,关陇集团所铸造的长安文化精神是南北诗风得以融会的内在动因。     

元朝的统一与南北文化的变迁

元朝的入主中原及最终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先后导致了文化田的变迁。首先，其灭亡金朝后，形成北方以大都和东平为主的两大不同特色的文化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亚文化特征。其次，在其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随着在战争中对南方文人、典籍、文物等的搜罗及后来寻访遗逸等行动，造成更大规模的南北文化变迁。由于这次文化变迁是在元朝疆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使以大都为中心的文化，还表现出某些胡文化的特色，而江南文化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别更多地表现出审美的人文精神。这样的文化格局对后来的明清乃至近现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

南北朝时期 ,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裂 ,文化发展趋向多元。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 ,南北文化在时尚文化层面各呈异彩 :审美时尚方面 ,南方是尚柔守雌 ,北方则崇刚守拙 ;生活消费时尚方面 ,南方是崇奢斥俭、追新逐异 ,北方却尚俭黜奢、进取务实。南北时尚文化之地域分流 ,透视出南北深层文化意蕴之歧异 ,大凡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诸隐性层面 ,南北意趣殊异。这一切基因于南北文化之地域生存背景的大相异趣。     

隋炀帝与南北文化交融

南北朝中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在隋代统一后,由于文帝杨坚有违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而延缓了其应有的历史进程.而受同一文化熏习、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与文化行为却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之翰南北交融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

元初南北统一,北方士人南下,南方文人北上,在南北文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南北诗风的交融,这在元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北人而长期仕宦于南方的张之翰,具有促进南北诗风融合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诗学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在这一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考察其相关理论及创作实践,是研究元代诗风转变乃至整个元代诗坛的重要内容。     

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多数属于狩猎—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间的竞争与融合是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线索。无论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促进和参与中国主体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狩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补与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题材,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精神的升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之前的中国文学以雅文学为结构主体,之后转变为俗文学为主体。蒙古族、满族等汉文学创作,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尤其重大。     

大运河的漕粮北输与中近古南北社会发展新论

大运河的修凿和营运，既是帝制中央集权贡纳漕运的新发展，又是中古经济重心南移和北、南政治、经济中心错位的派生物。维护南北政治统一，促进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缘整合，推动中古南方、北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演进，大运河的历史功用无与伦比。它还是贡纳体制与民间商贸的混合体现，非常有利于6世纪以后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南传和江南的逐步开发，有利于拉动商贸商帮、催生北方运河城镇和辐射带动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有利于以运河为南北通道的全国性商品市场的不断发展。大运河居古代重大水利工程之首，堪比大禹治水，堪称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因贡纳体制等时代局限，中古大运河前七百年利大于弊，后五百年弊大于利。元代海运未成之前，其利大于弊。海运已成及大航海时代到来之际，统治者废止海运而一味固守河运，其滥用徭役，漕粮、耗米、造船、官吏侵蚀等成本代价甚巨，损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等负面影响凸显攀升，自然就弊大于利了。     

元代肉类的消费生产与南北分异

蒙古民族自古以游牧为主,其饮食结构中肉类消费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蒙古族建立了元朝的统一大国之后,由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吸收了某些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内容,但仍在较大程度上保持了本民族的饮食生活习俗与特点;元朝的肉类消费与生产,则突出地显示了南北、汉蒙之间不同的发展方向与风貌。这也说明了元代肉类的消费与生产,作为饮食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既是物质文化活动的产物,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椅神文化生活的限制和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