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双重意义修辞的类型及其认知心理阐释

按照话语语表意义和语内意义两重意义之间关联的方向性,双重意义修辞主要分为三类:多义类、同义类和反义类。双重意义修辞现象都可以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心理旋转原理加以解释,当话语出现时,通过心理旋转将话语的语表意义与语内意义进行比较,判断它们是否能够重合,如果能够重合,经过怎样的旋转可以重合,由此可以确定并深入认识双重意义修辞的类型。     

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智慧与困境

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加速化、全面化的环境灾难,在环境危机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危机以后。返观历史,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是西方主客二元、天人二分哲学思维框架的产物;与此相反,东方“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则可以弥补它的不足,拯救因它而来的环境灾难。然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植根于中国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政治之上的“天人合一”哲学思维,必须冲出神秘主义的纠缠和迷信盲从的羁绊,实现与理性、科学的结合,才有望成为医治现代社会疾病的有效因子,这是我们必须冷静看到的。     

“天人合一”确切内涵之界定——解析“天人合一”生态意义认识分歧的症结

天人合一是否具有生态意义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其关键即在于天人合一的概念始终不能被衡定。所以,只要天人合一的确切内涵能够被厘定,这场争论所陷入的困境就将迎刃而解。回到具体的思想史语境,天人合一的确切内涵只能被界定为天人一体,即仁者对天地万物休戚与共、息息相通的情感体认。而似是而非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表述诸如天人相类、天人和谐在天人合一的确切内涵的衡定下,将各归其所,再也无法混淆乱真。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语法修辞与“不合逻辑”之辩证

“逻辑”是思维的规律,语法是语言结构的规律,而修辞是语法与思维的中介物,实际上,语法和修辞都不能违背思维的规律,修辞的所谓“不合逻辑”只是一个假象,是人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们考察一个语言形式合不合乎思维规律,必须从言语意义出发而不能从语言意义出发,语法必须透过语言符号的表层平面去认识修辞所体现语言形式的深层内涵,这样才能极大地拓展语法研究的层面。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通过文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得到了具体生动的演绎。     

班固“天人合一”的法制观及渊源——兼与姜晓敏同志商榷

“天人合一”法制观是班固的法制思想的核心。班固认为:圣人怀明哲之性,与自然的意志相通,根据人的性情和自然意志设立了礼制和法制,因此礼法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法律的作用在于顺天地、卫王道、禁暴恶、惠百姓和辅助德教。班固的法制思想有其时代基础,更渊源于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天人合一”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全新战略 ,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观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汲取“天人合一”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教育

日渐突显的环境问题要求人类反思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求改变思想观念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认识和观念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生态伦理教育 ,“天人合一”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颗粒 ,认真挖掘其蕴含着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对于丰富生态伦理学的理想体系 ,促进生态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天人合一"与生态观

“天人合一”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思想 ,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儒学中阐释得最充分、最精致 ,也最具影响力。但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态观 ,而是针对道德本原和王权神圣而提出的天人关系思想     

从“天人合一”到“系统思考”——论学习型组织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创建学习型组织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学习型组织理论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一项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要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内涵,就必须对思维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天人合一"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核心"系统思考"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本文论述"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指出它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荣共生,有着深刻的启迪。     

爱与怨：宁夏“花儿”的对立修辞论

“爱与怨”构成了宁夏“花儿”的对立修辞论。其主要表现为“肠断未忍收，眼穿不欲归”的爱情悲歌；以泪示爱的生命痛感；旷男怨女的生命哀歌。     

“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上的伦理性和等级性,法律结构体系上的"重刑轻民"和"效法五行",法律执行上的"应天行刑"等特点,都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影响。"天人合一"思想决定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传统法律文化神圣性、合理性的理论依据,是传统法律文化基本特征形成的哲学基础。     

“老三篇”的修辞艺术

“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写作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几乎人人能背诵。其思想内容、道德倾向和表述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和汉语写作,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字表述中仍有强烈的烙印。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试图以修辞批评的方法,探讨这一经典文本的形成、传播方式、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本文特别留意“老三篇”的道德指向与古老的墨家思想之间的关联,其影响的广泛性、渗透性堪比传统儒家的“四书＇I。事实上,在“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知与行”以及对于人性的基本设想等大问题上,它们塑造了几代人的基本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乐—图”互文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向度

技术媒介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符号的文本化实践,也创构了“乐—图”互文的叙事新形态。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的修辞定位为“乐—图”互文提供了身份参照,艺术史上乐、图共谋性的审美实践与知识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图”关系提供了经验形态。依据符号表意比重的差异,“图主乐从”与“乐主图从”成为“乐—图”互文实践的两种主要文本结构,其中两种符号释义指向的关联程度决定了这一结构模式的修辞属性。而“乐—图”互文对图像叙事感性特征的强化、视觉信息的弥合、图像符号的时空承接与转化以及预述机制的架构则代表了这一修辞意指的显性表征,它在佐证这一互文样式修辞身份的同时,对技术媒介治下当代艺术的释义实践同样不无启发。     

譬的思维

从譬的“类”的依据论证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思维方法 ,具有逻辑学意义和认识论意义 :分析了譬发生谬误的主要原因 ,考察了譬与类比的关系 ,并据此进一步分析譬发生谬误的原因 :最后 ,揭示了譬式思维的正误二重性 ,指出它对批判和继承中国古代思想的意义